内容提要：自1980年恢复学科建制以来，中国政治学事实上发挥着建制性作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政治学以译介为主，关心和研究的主题分别是现代化和民主政治，同时也开始了初步的自主性研究。进入新世纪，政治学界开始反思、批判作为“拿来主义”产物的流行理论，并初步建构起自主性民主话语体系和治理话语体系。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主题是多元化的，其最大公约数是“国家治理”。政治学界展开了不同层次的国家治理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政治学界要进行好的治理研究并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前提是还得对“国家的母体”，即社会——尤其是各种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形态进行比较研究，以便让治理理论真正发挥积极作用；否则国家非但得不到治理，反而可能遭受无穷的内乱。

　　关键词：中国政治学 建制性学科 国家治理 社会形态 利益集团社会

    作者简介：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建设公正社会为导向的全面深化改革研究”(15ZDC003)的研究成果。

　　自1980年恢复政治学学科以来，通过翻译作品而“拿来”的概念、理论和观念在中国政治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通过引进西方学术资源而得以建立起来，同时，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以舶来的概念为尺度衡量中国政治，其结果之一就是出现了政治语言和学术语言“两张皮”的现象。然而，在我看来，一方面，中国政治学所引进的外来概念已经成为我们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新观念，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法治和公正以及宪法中对人权的规定，国家吸收了这些概念并作为执政的基础和政策方向，这些应该视为政治理论研究的价值体现；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直面重大现实问题，对现实性主题的研究是多元化的，其最大公约数就是围绕国家治理而展开了各个层次的治理问题研究，为推动国家治理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这两种意义上，中国政治学的建制性身份都十分突出，只不过没有得到系统的梳理，反而给坊间一种“反体制”“离心离德”的错觉。通过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研究对象(其实是研究范式)的演变线索，本文发现尽管政治学研究的“时代性”决定着研究方式的变化，但一个清晰的线索就是如何建设国家——虽然其间并不乏争议性的范式和研究取向。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均具有党和国家智库的定位，其建制性自不待言。(比如，作为国家性政策研究部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以房宁研究员为主的研究团队长期以来专注于政府需求供给，进行了系统的社会调查，建立了若干调研基地，其各种专门报告为国家决策起到参考作用。)这些系统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不在本文的考察之列，本文主要以高校系统的政治学为考察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