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颁布实施，是我国行政区划改革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从立法的高度确立了今后一段时期行政区划管理的基本框架，将会使我国行政区划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

　　首先，《条例》充分体现了从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大格局对行政区划的认识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重要资源”，这至少体现在：一是制度资源，通过行政区划优化设置（如撤县设市等），能有效地提升地方治理能力，支撑国家治理体系构建，通过优化设置（如设立三沙市等），能更好地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等。二是空间资源，通过合理的分区、政府驻地设置能促进经济、社会等要素解放和配置效率提升，并深刻影响城乡规划编制和公共服务设施落实，等等。纵观《条例》全文，充分贯彻了对行政区划是一种重要资源的认识提升，更加强调行政区划资源优化的战略性和科学性。

　　其次，《条例》让行政区划管理工作更加科学有效。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条例》第二条指出“行政区划管理工作应当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顶层规划”，“行政区划的重大调整应当及时报告党中央”。通过从政治上和全局上综合考量，统筹行政区划调整研究、方案制定、配套政策设计和舆情引导，保障调整科学合理；而诸如海岛、边疆、直辖市等重大调整影响巨大，稍有不慎会影响社会稳定，甚至有可能削弱党的执政基础，及时报告党中央也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工作的推进。二是全面提升管理能力。相比于1985年《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条例》高度重视风险防控，行政区划调整关乎千万家庭的实际利益、关乎千万群众的情感归宿，《条例》将风险评估报告作为提交材料的必选项（第十三条），要求对可能出现的社会、文化、体制等风险提前预判；同时，《条例》还规范了调整流程（第十五条、十七条），规定时间限制，杜绝拖延情况；并建立了更加有力的惩办机制（第二十一条至二十五条），不断提升管理的规范化和法治化水平。

　　最后，《条例》既讲全局，又接地气。一是融入全局。《条例》要求将行政区划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五条），有助于实现行政区划工作的“规划前置”，并为与各类规划“多规衔接”提供依据，提高行政区划支撑地方发展的实际效果。二是分类指导。不再是笼统地制订调整方针，而是分行政区划设立、变更行政驻地、变更行政区划名称等进行分类指导（第三条），提升管理的精准化，也为调整后的效应评估提供了依据。三是多方参与。网络舆情发现，公众普遍关注行政区划调整方案的合理性、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提升、行政体制机制改革、地名文化保护与传承等。但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具有政治性、敏感性和严肃性，长期以来，社会参与一直是管理工作的短板。为此，《条例》尤为关注规范行政区划设置前后的社会参与路径，设置之前，需提交“征求社会公众等意见”材料（第十三条），设置之后，又要求“应当向社会公告”（第十八条），有助于更准确地贴近公众的实际需求，更好地完善行政区划设置方案。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行政区划管理工作在探索中艰难前行，或是针对市制、乡镇、设置标准等的单项改革，或是作为地方党政机构改革的附属工作，始终缺乏一个统领性的管理纲领，这恰恰说明了行政区划管理本身的复杂性。就此而言，以行政区划本身是一种重要资源为理念，本次《条例》颁布与实施是一次重要的改革探索，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全面管理革新、更贴近地情民情等，使得行政区划管理更具有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具体的改革成果，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型城镇化下我国行政区划优化设置及其评估研究”（15ZDA032）阶段性成果；申立，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