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百年间,作为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河床,中国文学传统一直或显或隐地在不同程度上支配着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走向。大体而言,百年中国新文学在第一个三十年与文学传统以“新旧对立”的方式进行潜在的融合,而在第二个三十年则明确以“古为今用”的方式与文学传统展开显性对接。改革开放以来,以寻根文学思潮的崛起及其持续流变为主线,中国新文学终于迈上了“中西会通”与“古今交融”并重的立体发展轨道,由此掀开了中国文学传统复兴的新篇章。在这个意义上,不能说百年中国新文学是一场西方现代性文学的中国移植运动,而应该将其视为一场现代语境下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重构中西文化与文学的交通基础 

　　百年来,中国新文学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可谓代有新变,探讨二者之间关系的学者及其著述不可计数。然而,具体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如何创造性地转化文学传统,或者说如何转化性地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学形态和文学批评模式,仍然是一道摆在中国作家和人文学者面前的世纪难题。

　　换句话说,在走向中国文艺复兴的征途上,中国既有的文学传统应该以何种方式或路径进入中国新文学话语体系?如果继续在理论上断定新旧不能融合,坚持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那么就等于彻底否认了中国文学传统复兴的可能性。但历史和现实并不以我们流行的现代性崇拜为转移,百年来的中国新文学历史与现状,都昭示了中国文学传统始终在以各种方式介入中国新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所以应该实事求是地投入到中国文学传统复兴路径的总结与思考之中。只有立足于融通古今中外、活生生的中国文学经验,抛弃固有的定式与成见,才可能有新的发现与创造。

　　论及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路径,还需要深入地解读并提炼出中国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内在逻辑与深层机制。但具体的微观探究毕竟是一个宏大的学术系统工程,所以在宏观上确立所谓创造性转化的新思路也是很有必要的。长期以来,无论是中西文化还是中西文学研究,学界一直盛行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路径。一种是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为本体或本位,在此基础上借鉴或吸纳西方现代文化与文学的有益资源。另一种是主张以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和文学为本体或本位,在此基础上有选择性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有益养分,这就颇有点反客为主的味道了。这种理论路径其实是文化和文学上的激进主义表现,极端者会全盘性地反传统,落入全盘西化的陷阱。而就在这一正一反的两种理论路径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第三条融合路径。

　　我们完全可以在现代主体间性哲学视域中重构中西文化与文学的交通基础。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领域和特定的条件,或以中化西,或以西化中,在具体实践中不拘格套,因缘际会、顺势而为,由此创造性地转化出一种中西会通、古今交融的当代中国文学新形态。只有跳出了中西整体性体用论与新旧二元对立论的理论窠臼,才算是寻找到了中国文学传统复兴的不二法门。

　　重建“大文学”或“杂文学”的文体传统 

　　所谓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它必须建立在中西文学乃至文化的立体交流与碰撞过程中。因为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实现中西视域融合,才能借助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力量,有效地整合其价值资源,以此激活或者重构中国文学传统,达成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或转化性创造。这一转化机制甚为复杂,这里仅从文体层面粗略言之。

　　迄今为止,中国文体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艺术实绩。尤其是在小说创作领域,新时期以来,致力于转化性创造中国当代小说新文体的作家难以数计。

　　比如,汪曾祺小说对唐人传奇文体和桐城派古文作法的创造性转化受到普遍激赏,他所引领的当代中国新笔记体小说热潮至今未曾消歇。但只是看到汪氏小说传承中国古代文体资源则未免皮相,实际上西方现代短篇小说大师对汪曾祺的艺术启示同样不可或缺,中西文体的互动共荣,最终成就了汪氏笔记小说的新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