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传

　　孟钟捷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上海世界史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上海市晨光学者(2007年)、曙光学者(2014年)和“社科新人”(2016年),获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称号。著有《1920年德国<企业代表会法>发生史》《寻求黄金分割点——联邦德国社会伙伴关系研究》《德国简史》《地图上的德国史》《20世纪德国企业代表会体制演变研究》;译有《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非自由主义的失败:论现代德国政治文化》;　主编　《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教育:亚欧教科书叙事特征比较》和“二战战败国的反省与改造”丛书等。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抵达柏林,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什么是德国?正如1000个人的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估计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回答。这很正常。在我看来,要真正了解德国,国家形象理论是个有用的解读工具。

　　回忆历史是认识当下的前提

　　近来,“国家形象”一词频频出现在各种场合。对于国家形象的研究,也似乎成为一门跨学科的显学。它一方面牵涉国际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多学科领域,另一方面又被提升到国家软实力的战略层面上。

　　但直至今日,关于国家形象的统一定义,仍然付之阙如。一些学者强调它的外源性,认为国家形象主要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或者“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另一些学者却突出它的内在决定论,认为国家形象首先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还有一些人谈起国家形象,多从感性态度出发,如所谓“德国的严谨”“法国的浪漫”;另一些人则倾向于理性评价,主要从具体数据的比较出发,来分析一个国家的各项综合指数,如“最受欢迎的国家”“税收负担最沉重的国家”等。

　　这些讨论表明,国家形象是一个颇为复杂的研究对象。与其进行定义,倒不如先来讨论一下有关国家形象的几个特征:

　　第一,主体间性。国家形象是本国自我形象认知与他国评价之间的互动产物。这种互动有可能表现为正向关联,如本国判断获得认可或他国批评得以接受,也有可能表现为逆向关联,如双方之间的结论存在巨大矛盾,并最终通过某种形式的调和而得以稳定。

　　第二,多元性。国家形象作为一种战略目标,自然体现国家意志。就其本身而言,国家形象仍然是一种开放性的话题,建立在社会各阶层的不同期待之中。

　　第三,历史性。国家形象的历史性包含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所有的国家形象都会消逝在历史中,成为一种记忆。于是,国家形象便成为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我们关注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形象及其在建构过程中存在的争议,因为它们体现了不同社会群体和时代精神之间的交往情境。另一方面,所有的国家形象都是历史体验和反思当下化的结果。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中,回忆历史是认识当下和期待未来的前提。新时期的国家形象无论是对过去“老形象”的进一步肯定还是否定,都寄托着人们对过去的一种认知。

　　总体而言,通过分析记忆构建的争议及其背后对历史的不同认知,我们或许能发现某种国家形象背后的推手,进而完成历史研究的魅使命。

　　矛盾的场景让人把握不定

　　以上是分析德国国家形象的理论前提。接下来转入正题:什么是德国?但凡研习德国史的人应该都以回应此命题为使命。不过,在大国研究中,有关德国的讨论恐怕相对困难一些。其因有二:

　　一方面,500年以来,在所有大国中,德国的疆域变化是最大的。从最初色彩斑斓的拼装图到“小德意志”解决方案,从《凡尔赛和约》留下的残垣断壁到令人不齿的纳粹帝国,从“两个德国”到再统一,“什么是德国”的问题直到1990年才算最终有了答案。

　　另一方面,无处不在的矛盾场景,让人对“什么是德国”这样的问题把握不定。在德国城市中,我们随处可见中世纪与现代相融合的场景,如波茨坦广场上代表古典主义的柏林大教堂和代表现代主义的柏林电视台交相辉映。在历代名人中,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想到不少截然对立的德国人:为启蒙下定义的康德和呼喊着“上帝死了”的尼采,充满世界主义情怀的贝多芬和推崇日耳曼精神的瓦格纳……在集体意识中,我们也能看到彼此相反的画面:一边是纳粹时期的集体癫狂,另一边是当代德意志人拒斥极右翼势力的坚定立场。

　　总而言之,“什么是德国”,不是一个可以得到简单回答的问题。那么,怎样才能相对全面地了解德国呢?我给大家带来几个侧面的思考:从19世纪初开始,一直到今天,德国的国家形象可以通过诗歌、文学作品、电影、宣传画、图片来加以体现和概括。通过相关梳理,我们可以深入探究:德国是怎么从一个松散的文化民族发展成为欧洲强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