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思想、近代文学观念转变、古代文学学科建设及文学史编撰等多重影响,白话小说于中国文学史的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明清小说”与“唐诗”“宋词”“元曲”等一样,成为世人心目中代表不同时代的主导文体。明代是白话小说发展成熟的时代,“明代文学的主导文体是白话小说”也自然坐实为人们对明代文学的一种基本认识。如新近译为中文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在肯定晚明时期诗歌重要性的同时,就明确指出“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可以被简化为小说、戏曲史,这一事实反映了诗歌文化中心地位的丧失”(第107页)。但是,随着近年来明代文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诗文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连过去几乎没有研究的明词,也相继出现了《明词史》《明代词学通论》《明代词学编年史》《明代词史》《明代词学批评史》等专著。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上述认识也开始在反思中动摇。

　　客观地说,过分强调“明代文学的主导文体是白话小说”可能会纠结于文体的不当比较,毕竟诗文、小说、戏曲等各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和创作与接受群体,不应强分主次,妄言高下。但是,如果我们把所谓“主导文体”当作一种文学史观念与书写体例,用以揭示白话小说在明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我以为还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与必要性的。兹略陈管见数条如下。

　　一、传统诗文发展至明代,早已全面成熟,在文体内部,诗文已缺少彻底更新的机制,因此,明代中叶才会出现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类的主张,不管这种复古的主张是否包含有革新的意图,其以古典为范本的理念,终究与时代风貌有所隔膜,这也是明代中后期许多开明文人批评这种复古倾向的原因。不错,明代诗文确实也有所发展,也出现了高启、宋濂、归有光、袁宏道等重要作家,在散文领域也出现了小品文、诗歌领域出现了民歌这样的亮点,但其亮度总体上不足与小说、戏曲的耀眼光芒抗衡。相比之下,白话小说在明代却展现了一种逐步发展、渐入佳境的过程。明代前期,白话小说数量虽有限,但鉴于同时诗文也并无太多传世佳作的事实,《三国演义》(此虽非纯用白话写成,但其通俗性质与白话小说相关)、《水浒传》为此后白话小说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有一些如《西游记平话》《六十家小说》这样未完整保存下来的作品,也提示我们对明前中期的白话小说不可小觑。而明中后期,白话小说更是迎来了全面的丰收,涌现了《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等一大批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不只在叙事方面,甚至在情感表达方面,都达到了古代文学的一个新高度,正如孙楷第在《三言二拍源流考》中所说的“吾国小说至明代而臻于极盛之域”。

　　二、明代以后,特别是明中后期,中国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而传统诗文在题材内容与功能上基本上延续着传统的抒情言志、交游酬唱等,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方面,明显缺乏适应能力。归有光自称:“平生足迹不及天下,又不得当世奇功伟烈书之,增叹耳!”(《与王子敬书》)这一感叹很有代表性。其实,题材的局限性不在于所谓“奇功伟烈”的缺失,而在于他们没有充分意识到时代潮流的汹涌激荡,即使有所察觉,也难以超越固有的思维模式,比如商业发展下社会风气的变化,站在道德立场进行批判的较多,客观审视、深入表现的极少。因此,最能代表诗文精神追求的口号不过是“独抒性灵”,这一口号当然有进步意义,但它无法唤起诗文作家更宽广的人文关怀与更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关键在于,所谓“性灵”就像袁枚所说的,“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仿元遗山论诗》),是古人早已抒写得淋漓尽致的自我情怀。

　　而白话小说从本质上说,是适应新的社会生活与文化需求产生的,它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传统诗文所没有或不屑表现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庶民阶层的原生态的生活场景,成为飞速发展的时代的动态写照。即使是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题材,也往往能赋予人物形象以富有时代感的气质。因此,从通过文学作品把握社会人生这一文学基本功能的角度看,白话小说也有理由受到文学史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