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特别强调要重视祭礼，认为“盖人之生，无不本乎祖者，故报本返始之心，凡有血气者之所不能无也”。

　　祭礼告诉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作为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也是我们中华文化血脉延续的重要途径。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门卫简朴的日常三问恰是哲学的三大终极问题。对此，西方哲学喜用逻辑推演，而中国文化则擅长践行体悟。若识得中国传统祭礼，这三个问题自然引刃而解。

　　所谓“祭礼”，就是祭祀或祭奠的仪式。《礼记·祭统》云：“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又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孔子认为礼得之于天，效法于地，配合鬼神，贯彻到丧葬、祭祀、加冠、结婚、朝会等各种活动中。只有遵循礼，才能治人，才能治理好天下国家。“五礼”（吉、凶、军、宾、嘉）中的吉礼就是祭祀之礼，古人认为天地、宗庙、神祇关系到国运之兴盛，宗族之延续，故排列在五礼之首。

　　祭礼不仅是人与天地、祖先沟通的桥梁，而且是跨越时空的活态媒介。在祭祖活动中，祭拜者、祭拜对象、祭拜仪式的规定与指向恰恰应对了“哲学三问”，或许正是因为解答了人生的终极问题，所以“祭祖”礼仪一直长存不衰。可以说，祭礼告诉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作为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也是我们中华文化血脉延续的重要途径。

　　天地神灵之祭

　　传统祭礼内容繁复，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即天地神灵之祭与祖先人鬼之祭。天地神灵之祭就是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湖泊等自然神灵。按传统礼制，普通人不具备祭祀神灵的资格，只有一定品级的贵族官员才可以祭祀神灵。《礼记·曲礼下》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可见，只有天子可以祭天神地祇，祭四方五岳四渎之神，祭山川之神，祭户神、灶神、中霤神、门神、行神。诸侯、大夫的祭祀权利逐步缩小，士人则只能祭其祖先。僭越身份，对不该祭祀的神灵进行祭祀，被称作“淫祀”。

　　远古时期，我们的先人以为天地、日月、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背后存在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此种力量可以让四时更替，山河变换，主宰世间万物的生死命运，于是将这种超自然的存在称为上帝。为了垄断与上帝及其自然神灵的沟通，祭祀神灵的权利就被特权阶层所掌控，这就是所谓的“绝地天通”。在这个时期，绝大多数人被剥夺了与神灵交通的权力，庶民祭拜神灵就是“淫祀”，不仅无福，还会受到一定的惩罚。

　　虽然如此，因生活的苦难以及原始鬼神信仰心理的潜伏，百姓祀神现象依然普遍存在，特别是在远离王权的区域。“未有君长，俱事鬼神……”（《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即是关于“巴人”尚巫敬神的记载。唐柳宗元认为“力不足者取乎神”，揭示了民间祀神的必然性。鲁迅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两汉民间巫者充斥，巫鬼淫祀盛行。淫祀作为礼乐文明的对立物破坏了国家正常祭祀秩序，冲击了国家所尊神灵的独尊性和神圣性。淫祀使得神灵名目日趋繁杂，祭祀仪式难以按照严格的等级进行，威胁到王朝的统治。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定，历代统治者都竭力主张整顿和禁绝淫祀。禁绝淫祀是为了确保官方对祭祀权力的垄断，不仅可以增强官方权威，促使民间依赖鬼神向依赖官府转变，而且清理了鬼神信众群体，防止“长乱积惑”，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治秩序。

　　淫祀是民间根据避祸禳灾、求福求财的需要而设立的祭祀，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有些民间祭祀还有利于朝廷的统治。依据“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左传》）的原则，统治者不仅默认一些祀典外的民间神祇，个别神灵还进入了祀典，享受官方祭祀。如江南苏州地区的金总管、刘猛将等神灵在明代本来均为民间土神，遭到过正统士大夫的攻击，可后来却纷纷被列入祀典。

　　佛、道教的兴起与发展为民间祭祀提供了合法性保护，许多祀典外神灵被纳入佛、道教的神灵系统。儒、释、道三教合流也使各种神灵祭祀具有了官方认可的祀典意义。当然，由于民间生活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新的神灵总是不断地产生以适应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而这也正是传统民间信仰与民间祭祀长期存在的必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