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例关系向来是讨论明清法制绕不开的话题，二者分别代表着稳定性和变通性的法律形式，相辅相成。例自宋代以来被日渐受到重视，元代的断例进一步提升了例的地位，经由明代的变迁和发展，至清代终成律例合编体制，例才正式取得了与律并驾齐驱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清代定期的修例制度，让灵活多变的例具有了一定的可控性，可以名正言顺地与律互动，阐明律意，应对时局。如此，例成就了自唐代以来并无较大改动的律条，让律无论是在治世还是乱世都能发挥一定的效用，使律典的传统智慧得以延续。

　　律与例的特质及问题 

　　律“尚简”与例“尚繁”的特质在清代早有论及：“故律尚简，而例不得不繁，势也。要惟明其根源，自无虞枝叶纵生。”（《大清律例根源》张沣中序）律尚简和例尚繁是形势或者时势使然，既有政治形势/时势，亦有社会形势/时势。不过，稳定的律是根源和主干，不能任由例这一枝叶无序生长。清人吴廷琛则进一步道出了律例之间的分工合作：“律尚简而例独尚繁，非简不足以统宗，非繁不足以征引。其条分缕析，秩然井然乃能极万物之情伪一皆有所附丽，而不容毫厘之差，盖若是其至纤至悉也。”（吴廷琛：《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序》）简以统宗是为律，繁以征引是为例。统宗旨在明确君王旨意，是原则和元规则。征引旨在方便官员执行，是具体的规范指引。乾隆皇帝曾在上谕中明确指出：“律例一书原系提纲挈领，立为章程，俾刑名衙门有所遵守。至于情伪无穷，而律条有限，原不能纤悉必到，全然赅括之势，惟在司刑者体察案情，随时斟酌，期于无枉无纵。……多设科条徒尘案牍，即无当于政简刑轻，转滋窒碍难行之处。不知刑名案件情伪微暖，变动百出，若事事曲为逆臆，虽日定一例，岂能遍乎？惟在司刑宪者详察案情，参酌令典，期于平允协中。”（《钦定（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52）在乾隆看来，律条的适用须遵行“以不变应万变”之道，唯有充分发挥司刑者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达到“平允协中”的效果。如果完全依赖于例，即便是一日定一例，也难以满足实际需要，还加重了政务运转之负担，有碍律典执行。因此，虽然例尚繁，但仍需有所节制，应当通过用法之人来“激活”看似过时的律条。

　　所谓“事事曲为逆臆”，正如乾隆年间的袁枚所解释的那样：“今之条奏者，或见律文未备，妄思以意补之，不知古人用心较今人尤精。其不可及者，正在疏节阔目，使人比引之余，时时得其意于言外。盖人之情伪万殊，而国家之科条有限。先王知其然也，为张设大法，使后世贤人君子悉其聪明，引之而议，以为如是断狱固已足矣。若必预设数万条成例，待数万人行事而印合之，是以死法待生人，而天下事付傀儡胥吏而有余。”（袁枚：《小仓山房文集·答金震方先生问律例书》）袁枚认为，今人见律文未有规定，便自不量力以例补之，实为不懂律意，并没有真正遵守祖宗成法。先王之法网疏阔，是为了发挥后人的聪明智慧，将用法之权委付于贤人君子。而不是编织严密的法网，将治理天下的重任交给胥吏。立法简疏才是明智之举，而故作聪明罗织法网，反倒是乱了天下，实为不明智之举。明代刘醇早就有过同样的观点：“为政之要，用法而不使意过乎法，意过乎法则民不仇法而仇意。不仇法而仇意，非长民者之利也。彼私铸私贩亡命之徒，奸民之未遽为盗者耳，立法以惩奸，使之有所畏而不敢肆，如是足矣。持之过急，彼知吾意之所在，蹙蹙然无所容其身，不相率变为盗贼不止。夫网所以捕鱼，一旦巨鱼触饵，则奋身决网而去，波涛震沸，渔父不免有覆舟之患，故善钓者取无尽，善治者法勿苛。”（《皇朝经世文续编·治体三治法上》）刘醇以为，善治法者在于精通法意，不能随意在法之外强加己意，要充分考量当时立法者的本意。此时更不能操之过急，妄加猜度，凡事留有余地，一旦严密法网，只能适得其反，祸及己身。更何况在袁枚看来，即使已有数万条例，看似包罗万象，但实际上不仅导致律文本身权威尽失，而且让本已灵活的例也变得僵化，会给胥吏乱法制造机会。因此，袁枚十分反感例：“若夫例者，引彼物以肖此物，援甲事以配乙事也，其能无牵合影射之虞乎？”（袁枚：《小仓山房文集·答金震方先生问律例书》）

　　律例的繁简取舍还是在人 

　　虽然袁枚的观点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尚繁”之例的问题所在，但他所给出的建议是只有谨守律条，方可避免例的“牵合影射之虞”。然而，律典僵化的现实依然存在。大体上说，清人对例的批评主要有三种：第一，清代前期和中期批评例文繁杂之弊的前提是肯定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制例，仅仅针对的是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适用例所出现的问题，或例本身存在的缺陷而提出来的。第二，许多批评例文繁杂者，其侧重点是抨击官吏在例文繁多之时极易曲法为奸。第三，将律与例置于完全对立的状态。（杨一凡、刘笃才：《历代例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11—516页。）第一种观点显然并不是真正反对“繁例”，第三种观点是偏执的，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第二种观点。历代统治者为了治世和防奸而不断严密法网，但法网过密又使贪官污吏得以曲法为奸，此乃两难之选。不过，例文繁杂导致官员的曲法，只是例的外部条件而已，并非内因。明代隆庆年间进士庄元臣一语道出此中真谛：“善制法者，如匠人用矩；不善制法者，如陶人之用型。匠人执方寸之矩，而千仞之台，百丈之室，无弗能度也。如赢缩在人不在器也。陶人埏植，大者为大型，小者为小型，型至备矣，而终不能尽天下之用者，其大小在器不在人也。圣人因心以御法，故法立而用不穷；庸主备法以防奸，故法繁而奸不止。”（庄元臣：《叔苴子外篇》卷1）庄元臣已经把法简同圣人对应，将法繁同庸主对等，以工匠精神来制法，用方寸之规便可丈量百千，但如果受外物所限，如陶者造型，终不能满足天下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