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本土理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问题是最近一个时期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学术课题，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其作出多角度、多层面的理论分析与阐释。基于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进行本土化理论创新，这无疑是值得推重和赞许的。

　　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的研究，是从对考古资料进行历史学解读开始的。众所周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非仅仅“囿于狭隘的编史传统”“缺乏理论的探讨和支持”。在很长一个时期，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的研究是以“摩尔根—恩格斯”理论为主流的。20世纪后期，学术界又从国外引入了西方流行的“酋邦理论”“社会分层理论”“早期国家理论”等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这些新的理论引发了一些学者对于理论阐释合理性的深入思考。为了有效解析和阐释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我国学者坚持唯物史观，开始运用中国本土的历史学概念构建本土化理论，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例如，以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把文明形成进程分为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的理论，就是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的本土化理论创新。尽管目前学术界对此还有争议，有些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但绝不意味着这种本土化理论创新“缺乏严谨的科学定义，难以作为具体观察和分析的理论依据”。理论的价值在于启迪创新。西方流行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历史实际，只有在充分消化之后“为我所用”，创造出本土化理论，才能解决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中的实际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仍有个别学者一味迷信西方流行理论，将其奉为圭臬，甚至认为只有西方学者的理论才有创造性、解释力。这显然低估了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能力，是妄自菲薄的表现。

　　我们强调本土化理论创新，并不是坐井观天，也不是随意杜撰同西方流行理论相抗衡的理论方法，而是要在历史研究中把通过考古资料、历史文献显现出来的基本模式，归结为既可以阐释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历史实际、又对人类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普遍模式具有认识价值的理论。事实上，我们正是在本土化理论创新基础上，才推进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的深入研究，引导大家探寻考古资料、历史文献背后的内在因素，从而揭示社会演变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