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讯 （记者高莹）10月27—28日，第十八届全国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来自海内外多所研究机构和高校的近百位学者参加会议，并围绕近代汉语研究的理论方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语音嬗变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杨永龙表示，尽管近代汉语学科在近些年得到了很大发展，在语音研究、词汇研究、语法研究以及文献整理等多个方面均有大量成果问世，但长远来看，近代汉语研究仍大有可为。一方面，要继续做好基础研究工作，关注具体语言事实的个案研究，如词语考释、虚词溯源、文献考订等；另一方面，要继续扩大研究视野，注重新的理论方法的吸收与运用。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董志翘同与会者分享了他近年来在校注日本高僧圆仁所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过程中的研究发现。他说，在校注过程中参阅了日本学者足立喜六、盐入良道、小野胜年的注本，同时也参阅了国内白化文先生校注本，注意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一些版本和校注多有商榷及补充之处。如卷一“〔十一月〕十八日”条提到“作手立礼”，小野胜年、盐入良道等人将其解释为拱手站立行礼。董志翘认为，这种校注有望文生义之嫌，因为遍查中外文献，无将“拱手”说成“作手”者，更无“手立礼”这样的礼仪。董志翘表示，此处“手”字原当为“平”字，乃抄写时形近而讹，作平立礼即行平立礼。所谓平立礼，即指仅平身站立的一种礼仪，一般是地位高者对于地位低者、年长者对于年少者之礼。“行礼”可言“作礼”，这种说法在古书中多见；而“平立”作为一种姿态礼仪，在佛典及中土文献中亦常见。因此，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十一月〕十八日”条应当校作：“相公入来寺里，礼阁上瑞像及检校新作之像。……见僧等来，皆起立，作平立礼，唱：‘且坐。’即俱坐椅子啜茶。”

　　《燕山丛录》是明代徐昌祚的一部笔记文献，其卷二十二《长安里语》收录了明朝万历年间的300多条北京方言话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维辉及其学生许峻玮从汉语史的角度对该书进行研究。他们认为，《燕山丛录·长安里语》所记录的晚明北京话词语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为我们开启了一个窥探500多年前北京土话真实面貌的窗口。汪维辉介绍说，《燕山丛录·长安里语》多采用记音字和纯正的口语说法，为语音史研究提供真实的口语音材料；同时，它所记载的明末北京话词汇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记都是真正土俗的口语说法，为新词溯源和词义考辨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此外，该书还存在不少疑难问题，如书中用来注音的字究竟是取其通语音还是吴语音？又如“A曰B”的释义格式中，A究竟是文言词、通语词还是吴语词？这些问题都有待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授李宗江分析了近代汉语的“说讲”类推论标记的演变机制。所谓推论标记是指将前提和推论连接起来的语用标记。近代汉语的推论标记中有一类是由“说、讲”前加指示代词构成的，如“这样讲、这么说、如此说来”等。李宗江引用《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小说中的“说讲”类推论标记说明，指动短语作为推论标记直接来源于一个假设分句，经历了一个“由你到我”的主观化移情过程，当它用于非对话语境时，作为一个典型的篇章连接成分才算最后演变完成。

　　在汉语与其他语言发生语言接触的时候，固有的与外来的两种意义相近的语法格式常常会重叠并置。这种情况不仅在元代的白话文献中比较多见，在西北汉语方言中也屡见不鲜。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敏春芳在类型学视野中分析了西北方言的重叠并置现象。她认为，语言接触是诱发重叠的一个重要原因。只要有语言的接触，就有可能出现重叠。在不同类型的语言接触过程中，当不同的表达方法尤其是语法格式差别较大的时候，语言的使用者会感到无所适从，兼顾的办法就是两种语法格式皆可，重叠并置。一般来说，语言接触中的重叠只是发展中的过渡阶段，最后一般都会走向归一。而归一的结果就是，在语法化中的重叠里，使用者在新旧两种语法格式中常常选择新的；在语言接触中的重叠里，使用者在固有的和外来的两种语法格式中常常选择固有的。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二室与湖北大学联合举办，湖北大学文学院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