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全球经济持续性低迷和世界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双重挤压下，主流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突出重围的关键：一是在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萌生；二是在于变革性制度体系的重构。由此，第四次工业革命预言在近期不绝于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了在世界经济结构地位洗牌前夕充分把握变革动向并抢占“机会窗口”，必然会在新一轮工业革命孕育期引发对人类经济社会现实和未来的思考浪潮。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都伴随着人类技术形式和经济结构的深刻创新与变革，这为全球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以及后发国家实现技术经济赶超提供了重要契机。第一次工业革命源于英国在18世纪开创的“蒸汽时代”，工业社会取代农耕文明，西方国家开启了新的技术进步方向；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由19世纪以电力和内燃机应用为核心的“电气时代”所主宰，促进了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奠定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合作走向；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由20世纪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时代”所引领，信息科技全面渗透于国民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各个部门，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生活方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预言近来被德国等欧洲国家提及，信息技术革命、数字革命、绿色工业革命、基因生物改造、外太空探索等观点都曾作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标志得到广泛传播。从历史视角来看，人类社会经历的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带来了一段时期甚至较长时期内人类生存、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尽管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无法避免熊彼特理论中技术创新的“创造性毁灭”宿命，利益重配、规则纷争、环境破坏、失业危机等都可能成为革命带来的毁灭性副产品，且常常伴有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经济位置交替以及国际经济分工结构的大洗牌，但新的工业革命仍然是全球经济瓶颈期各国诉求改变现状的一剂具有深远效果的良药。

　　世界经济与国际分工结构的错综复杂决定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启必然要打破技术局限，全球范围内以及各国的制度体系颠覆性变革重塑作用不容小觑，亟待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深度广度协同耦合。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预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景象可能源于对数字革命的技术深度应用，涵盖人工智能、无人驾驶、可植入技术、可穿戴设备、3D打印、基因人、集成机器人等，这些颠覆性技术创新或许能够引发历史社会变革，但并不绝对。”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L.海尔布伦在肯定了技术改变历史的基础上，更提及了比技术作用更加深远的公共控制理论。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的错综环境下，技术创新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转型发展确实具有重要作用，但“技术决定论”是否能够成为开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单一药剂值得考量，且技术进步在世界范围内改变生产分配和消费交易的可行性和难度系数也值得考验，而生物技术与基因技术的伦理道德问题也有待商榷。在创新与变革中，制度变革是调动技术创新和激活创新思维的重要前提条件和动力保障，新技术的优势性和影响度只有在适宜性政府制度体系的环境中才得以充分显现、发挥。相反，落后或不相适应的制度系统可能会制约和锁定技术创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