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代价是指生育对女性收入的负面影响。女性作为生育行为的主要承担者,生育代价是制约其获得平等回报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其生育意愿的重要考量。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时代背景下,对职业女性生育代价及其补偿机制的关注已成为当务之急。

　　生育态度从“想生而不能生”转为“想生却不敢生”

　　生育代价现象在中国一直存在,研究显示,在中国每生育一个孩子母亲的工资率下降7%,并且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工资下降率会变大。此外,体制外部门工作的“母亲”比体制内部门工作的“母亲”收入下降更显著,这也说明经济转型转移了生育代价,从国家和雇主转移到了女性本身,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对照料儿童的支持,因此对于职场女性在工作和子女照料之间的权衡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女性尤其是城镇职业女性的生育代价问题日益凸显。从1979年全国城乡普遍实行的一胎化政策到现如今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人们对于生育政策的态度从“想生而不能生”转为“想生却不敢生”,而女性所面临的一系列生育代价相关问题就是所谓“不敢生”的根源。众所周知,基于生育和养育行为的家庭分工不平等会加剧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并且生育行为对于女性生理及心理的影响也会导致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家庭和工作的冲突也会更集中体现在女性身上。因此,“全面二孩”政策能否落地与女性的生育代价直接相关,计划生育时期中国女性因生育角色所带来的经济风险被认为是“一次性”的,新的生育政策将会对女性在职场的良性协调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反过来也会影响优化人口结构目标的实现。

　　根据相关部门对于二胎生育意愿的调查显示,女性的生育意愿普遍低于男性,并且经济越发达地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生育意愿越低,可谓是生育考量顾虑重重、生育代价日益凸显。一是人力资本降低的顾虑,职业女性因生育而造成的阶段性就业、兼职甚至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都将造成女性工作经验的缺失、人力资本的降低,从而弱化获得收入的能力。二是工作家庭矛盾的顾虑,生育行为对女性的直接影响通常为22个月,但是对工作家庭冲突造成的影响却是长期的,许多女性不得不自愿降低收入从而转入母亲友好型职业。三是社会角色冲突的顾虑,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普遍提升,女性追求自我发展的意愿也得到了加强,女性在平衡母亲角色和职场人角色的冲突时面临着多重困境。四是职场发展倦怠的顾虑,在职母亲普遍存在工作倦怠、情绪耗竭水平更高的现状,因生育引发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很有可能会致使女性出现内生性的职场目标降低。五是传统文化束缚的顾虑,一方面女性应以家庭为主、女性重返家庭等传统文化观念制约着现代职场女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当女性贴上“家庭”的标签后也会增加劳动力市场对她们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