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需要学术评价。一方面，由于个体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再有天分的科学家也需要别的同行从不同角度出发评价其研究成果的真理敏感性；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成果的社会可应用性，无论多么“纯粹”的理论研究也都需要接受社会公众对其社会合法性的评价。只要评价不变异为“审判”，它们就是政治无涉的，至多表明一种认识上的分歧，本身不意味着更不会导致人们间的冲突。

　　学术评价的政治属性

　　在现代政治中，分配行为是最典型的政治行为。学术研究需要资源，尤其是需要公共资源，而对公共资源的处置是一个典型的分配过程。因而，当学术评价作为分配行为的一种前置机制而发挥着某种分配性的功能时，意味着需要把它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来对待，需要运用政治学的知识来进行规范。

　　在技术意义上，分配过程表现为一个计算过程，每个人能分配到多少，取决于他被计算了多少分配单位。在边沁看来，公平的计算方式是将“每个人都算作一，且没有人大于一”。但在现实中，将每个人都算作一经常都是不公平的。比如，当一位最富者与一位最穷者都想要某种必需品时，仅仅从分配角度，将二者算作一就是不公平的。对此，当代政治学提出从“受影响”的维度来理解比例原则。由于最穷者受分配行为影响更大，因而，从公平出发，就应该被计算更多分配单位。最富者受该分配的影响可能微不足道，因而就应该被计算较少分配单位。由此，比例原则实现了对两个本来就不相等的分配主张者的标准化。

　　作为分配依据的学术评价

　　当评价变成了分配的依据时，评价本身就成了一种政治行为。进而，如果一个人因为其成果被评价为更具真理敏感性而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就可能造成对其他人的不公平。在资源分配的问题上，人们之间就产生了冲突。要公平地解决这种冲突，就需要在学术评价中引入比例原则。

　　作为分配行为的前置机制，学术评价可以被视为一种计算程序，它的目的是确定每个被评价者的分配单位数。与其他计算不同的是，作为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活动，科学研究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两个人分别写了一篇论文，研究的是不同的问题，运用的是不同的方法，如何能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研究的真理敏感性？在认知意义上，这可能是无法衡量的，但在分配意义上，必须做出衡量。比如设定期刊等级，发表在学术界公认更好的期刊上的论文被视为具有更高的真理敏感性。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学术市场，期刊等级与发表成果质量间的联系是可验证的，至少是可期望的。但是，任何期刊都有用稿偏好，这决定了不同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的学者在不同期刊上的发表机会是不平等的，以此为资源分配的唯一标准，必然造成科学共同体内部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进而阻碍人类认识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