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曾普遍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世界将朝西方进一步支配、非西方进一步从属，美国进一步称霸、他国进一步趋从的“历史终结”方向发展。但随着国际体系结构在21世纪发生重大变化，国际体系开始呈现出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关系回归平衡的特点。

　　具体而言，国际体系中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关系回归平衡，体现在国际体系结构的三个维度上。第一，国际体系结构的实力维度。由于冷战后非西方世界的群体性崛起，过去数百年里，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实力对比，正由原先完全失衡的西方处于优势的状态，开始出现二者间关系趋于回归平衡的变化。例如，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已经开始朝1800年的状态回归。

　　第二，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制度维度。随着国际体系结构在实力维度上西方与非西方间关系回归平衡，国际体系中无论是议程设置还是制度建设和倡议，也从原先完全由西方（尤其是二战后的美国）主导，开始出现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各自或共同提出/参与制度建设/倡议的变化。例如，G20参与的普遍性和合法性，都是G7/G8不能望其项背的。

　　第三，国际体系结构中的理念维度。随着以上两个维度的变化，开始出现新自由主义——国际体系结构中一家独大的西方理念——遭受检视、并与非西方世界理念以及西方世界的非主流理念竞存的变化。例如，相较于蕴含排他性的“国际社会”理念，以包容性为特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新倡议和新理念。在国际体系中，中国与西方之间因此出现了一个双向、双重调适过程。以下分别对这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在双向调适过程的第一阶段，面对西方国家提出的种种质疑——“中国是个威胁”、“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中国作出的往往是被动式、反应式的回应，认为自己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数千万人生活在世界贫困线之下”。在双向调适过程的第二阶段，面对中国主动提出改革现有国际经济治理结构，面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要求在全球治理中起到更大作用，面对中国开始大规模向非洲投资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西方国家开始将打破现状的“新殖民主义者”等帽子扣到中国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