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一桃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智库作为一种正式或准正式的制度安排，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这不仅仅意味着社会更加文明与进步，也不仅仅预示着政府更加开明与理性，而且标志着我们的社会正逐步走向依据科学民主决策的制度——文化导向。培育成熟并富有文化特色与影响力的智库体系，是提升政府科学判断能力、合理决策能力、规避风险能力、前瞻预测能力的制度性保障，也是一个社会对最稀缺并且能够创造资源的资源——智慧和思想的尊重与敬畏，更是提高、展示一个国家软实力，以及这种软实力的国际竞争力的最佳方式与路径选择。

　　创新发展离不开独特文化培育

　　智库对一个成熟的社会而言是一种文明而健康的制度安排。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智库被镶嵌在制度环境之中，并作为社会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发挥作用。但是，智库的产生和发展是需要良好的智库文化加以支撑的。因为先有智库文化的培育与养成，才可能会有智库的存在与发展及其作用的显示与发挥。所谓智库文化，是指对智慧与思想以及对智慧与思想的创造者的尊重；法治、民主和宽松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培育；包容、友善和富有责任感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形成等。这一切就是智库存在与发展不可或缺的环境与土壤。由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所决定的有利于各种类型智库存在、发展的社会机制，由这一社会机制所决定的对智库的价值认同，就构成了这个社会智库存在、发展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它是智库存在、发展的制度性保障。从根本上说，智库不是社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后的必然结果，因为它并不是简单的社会物质极大丰富后的必然收获，而是社会观念革命的结果，尤其是政治文明进步的结果。当然，智库也不应该成为社会发展的奢侈品，因为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智库本身就应该构成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不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需要的“点缀品”。智库不仅能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文明理性，同时也会使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更具归属感与更具信念。更重要的是，智库万万不能成为“运动理想式”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一种“摆设物”，一个仅具指标意义的智库和一个被束之高阁的智库，既是对社会稀缺资源的一种无端浪费，更是我们社会面对文明与进步的深刻悲哀。培育智库文化是政府的职责与责任，同时也体现政府的责任与理性。

　　中国是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大国。一方面，作为传统体制的“遗风”，决策的官本位化在相当程度上仍具有较大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所进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不仅依然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来自于政府，甚至来自于官员出于个人政绩等因素而出台的政策，对社会的发展更加具有现实影响力。我们并不否认这种决策、政策存在的必要性和其中的合理性与正确性，但这样一种产生决策的知识智慧体系，难免会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或多或少缺乏一定的包容性、公允性与客观性。所以，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首要问题应该是智库文化培育的观念革命与制度创新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要努力探索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智库模式，学会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源在新型智库建设进程中的独特作用，更好地重视高等院校和专业科研机构在新型智库建设中的话语权与自主权，让多种类型的组织模式从体制机制上激发新型智库发展的活力、竞争力和创新力，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决策提供多元的而非千篇一律的、客观的而非具有利益偏好的、公正的而非带有功利色彩的思想与智慧。我以为，这是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发展方向。

　　鼓励不同类型共同发展

　　智库组织模式的多元化，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所有制”属性的智库组织的同时存在，公平竞争，平等发展，而且还包括智库本身构成主体的多元化。如著名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其会员包括私营公司、政府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应该说知识本身的平等属性要求智库存在、发展的平等性。多种智库组织形式的共存，在有利于充分利用各方资源、发挥不同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同时，还将淡化乃至削除智库建设中的官本位，让真正的民主决策和精英参政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与智慧源泉。不同类型智库同时并存共同发展，才是党管智库、党管人才的真正体现。

　　当然，我们并不能完全否定诸如政策研究室这类具有智库属性的纯官方政府机构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因为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的存在既具有历史的承继性，又具有传统体制的必然性，更具有某些客观合理性和实用性。但是，这种具有某些智库属性的政府研究机构，往往更像是一个秘书班子，它有可能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身在其中”让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有时很难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公允；另一方面，研究者身份的局限性，职业人的本位主义属性和使命感，又会在客观上多少限制研究者的视野和思想。于是，可行性背书研究也会在客观上多于怀疑性或批判性思考。这类政府机构还多少具有某些由体制决定的、源于官本位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对其他智库和研究机构也具有事实上的主导权或领导权。尽管这种主导权或领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是需要的，但从根本和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智库制度和文化环境的真正形成。因为“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赫拉克利特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