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拉姆教授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指出：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的种种概念中，最直率、最大胆地体现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人需要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信念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不仅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也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举世成就。当下，在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征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然是全党上下探索的一条主线。

　　一、为什么要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38年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的横空出世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点，一定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既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探索救国救民思潮扬弃的结晶，又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教条主义的产物。

　　首先，从宏观历史视野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以来各种探索救国救民思潮扬弃的结晶。1840年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由强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在外国坚船利炮的打击和威胁下，晚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这个曾经拥有“康乾盛世”的世界第一大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内忧外困之下，洋务派最终战胜了顽固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主流思潮。但这种以求变应危局的思潮最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晚清政府亡国亡朝的危局。1894年甲午海战，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这也标志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国思潮从根本上挽救不了中国的危局。随之，鼓吹中国文明破产了，全盘接收西方文明的“西化论”粉墨登场并在五四时期达到高潮。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不断加剧，古老的中国又一次处在面临支离破碎，亡国灭种的境地。“西化论”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已显得苍白无力。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⑵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蓄谋已久的9.18事变，打破了盛行已久的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又一次处在亡国灭种境地的中国何处何从？新启蒙运动由此拉开帷幕。新启蒙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联合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挽救国难而发起的一场“新文化运动”。在这种思潮的指引下，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了“中国化”的主张。1936年，马克思主义者陈唯实在其著作《通俗辩证法讲话》中率先指出对于唯物辩证法，“最要紧的，是熟能生巧，能把它具体化、实用化，多引例子或问题来证明它。同时语言要中国化、通俗化，使听者明白才有意义”。⑶1937年，哲学家张申府在推行新启蒙运动过程中提出了“科学中国化”的主张。他指出：“在推广科学上，更应特别注意科学法，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脾气。还应使科学成为中国的。不但要中国科学化，同时也要科学中国化。使中国对科学有其极特殊的贡献，使科学在中国有其特殊的特色”。⑷1938年4月，哲学家艾思奇发表了《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从哲学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明确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他认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是有极大意义的”。“然而，通俗化并不等于现实化。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低级阶段，中国化现实化是它传播和发展的高级阶段，只有后者，才能既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更深入地传播，又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问题从而产生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1938年5月， 柳湜也使用了“中国化”的提法。他在新启蒙运动刊物《战时文化》上发表《抗战以来文化运动的发展》一文，指出：“我们欢迎古今中外一切人类的劳动的经验的结晶的世界文化，但我们同时提出我们要融化它，要中国化它。我们要求适合我们今日的生活的新文化，但同时我们提出继承我们最好的传统文化，发扬民族的固有的文化，保卫我们的民族文化。”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