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一1906年,由格伦威德尔(A·Grünwedel)率领的“普鲁士皇家吐鲁番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活动时,曾从某个洞窟内剥走一块绘有一身造型奇特的立佛壁画。对于此类在身体上绘有多种图像的佛像,自斯坦因于1901年在和田地区考察时率先在一块木板上发现以后,随着它在克孜尔、锡克沁及敦煌诸地石窟壁画以及一些佛教的帛画、纸画、石像和金铜像中频频出现,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通过以上的分析,无论从17窟内壁画的题材内容,还是从龟兹佛教流传的背景,抑或是洞窟的建造年代及供养人等方面因素考虑,卢舍那佛像在窟内出现也就在情理之中、不足为怪了。另一方面,正如鸠摩罗什所译的《十住经》与“六十华严”相比仍属未成熟的形态一样,克孜尔17窟甬道内的两身立佛像,相对于以后出现的卢舍那佛像而言,可视为此类佛像初级阶段的作品。
关键词:佛教;佛像;克孜尔;壁画;石窟;菩萨;图像;卢舍那佛;学者;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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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06年,由格伦威德尔(A·Grünwedel)率领的“普鲁士皇家吐鲁番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活动时,曾从某个洞窟内剥走一块绘有一身造型奇特的立佛壁画。这块壁画现收藏在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Berlin),编号为MIK IIl8868,宽90厘米,高170厘米。Le coq,Waldschmidt,Die Buddhistische Spatantike in Mittelasie(《中亚古佛寺》),v01.6,p1.7.AKADEMISCHE DRUCK—u.VERLAGSANSTALT GRAZ AUSTRIA,1973.The grand exhibition of art in the Silk Road(《丝绸之路大美术展》),Tokyo,1996,p146,p1.159.从已公布的图片资料看,壁画的主要形象是一身站立在莲花上的佛。该佛像面向右侧,左手下垂握袈裟衣襟,右手曲臂上举,双脚跣足而立。在佛像身后的头、背光中,在放射性光焰的背景下,绘有许多小坐佛像。该立佛的身体部位,透过袈裟,可见有许多形象。在脐部,是束腰的须弥山——佛教圣山。以山为界,上方直至肩部,可见横向的三列形象,在宫殿建筑的背景下,中间一列是佛和菩萨,上下列均为天人群像。四肢部位,在多个椭圆形图案中绘有天人形象,左前臂绘有一只四足有尾的动物,在两腿膝盖处各绘一法轮;两腿之间靠下部,另绘两身双手高举在火焰中挣扎的瘦瘠之人。佛的颈部戴有项圈。另外,在佛的右脚旁,绘有一身着袒右袈裟双膝跪地的比丘,正向佛像礼敬(图版十一,1)。

图1立佛(克孜尔第17窟)
无独有偶,今天我们在克孜尔17窟内也发现一身与此像异常相似的立佛像(见图1)。该立佛被绘于左甬道外侧壁,除姿势与前述立像正好相反外,头背光中也绘有小坐佛像,身体上所绘图像也大致相同。不同处有二,一是在右臂上绘有一身四臂交脚而坐的阿修罗像,二是在双脚之间,在升起的火焰背景下,可见一身人物坐于缸中。立佛像也站立在椭圆形莲花上,其左脚旁也见一身着袒右袈裟、双脚跪地、右手持香炉礼敬的比丘像。
这两身酷似的立佛像,业经学者们研究,已确定出自同一洞窟。德国柏林所收藏的那幅壁画恰好原来位于17窟右甬道外侧壁,与现存窟内的立佛像相对。R.Jera-Bezard and M.Maillard著,Remarks on early esoteric Buddhist painting in Central Asia苏玉敏译,《论中亚地区早期的佛教密宗壁画》,见《新疆文物》2004年第2期,第113~119页。
对于此类在身体上绘有多种图像的佛像,自斯坦因于1901年在和田地区考察时率先在一块木板上发现以后,随着它在克孜尔、锡克沁及敦煌诸地石窟壁画以及一些佛教的帛画、纸画、石像和金铜像中频频出现,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于此类图像的身份,即它的名称,学者们见仁见智,展开过热烈的讨论。直到1937年,日本学者松本荣一经过对《华严经》内容及流传情况的研究,最终确定此佛像即《华严经》中所述及的卢舍那佛。松本荣一《敦煌画の研究:華厳教主盧舍那仏图》(《敦煌画研究:华严教主卢舍那佛图》),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昭和十二年(1937年)。这一观点在此后较长时间内成为一种主流观点。直到1981年,美国学者何恩之(AFHoward)对此传统观点提出新的挑战。她改用《妙法莲花经》而不是《华严经》来诠释这一图像,提出了宇宙主释迦佛的新观点。A.F.Howard(何恩之),The Imagery of the Cosmological Buddha(《宇宙佛图象》).Leiden,1986.一石激起千重浪,学界又自发地形成正反两方,展开新一轮激烈的论争。赞同松本荣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有:〔日〕吉村怜(《卢舍那法界人中像の研究》,《美术研究》第203号,1959年,第14~28页)、R.Jera-Bezard(见前揭文)、宿白(见《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载《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0~23页)、李静杰(《卢舍那法界图像研究》,载《佛教文化》增刊,1999年,第1~51页)、赖鹏举(《丝路佛教的图像与禅法》,圆光佛学研究所,台湾,2002年)、殷光明(《敦煌卢舍那佛法界图像研究之二》,载《敦煌研究》2002年第l期,第46~56页);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主要有:何恩之(见前揭书)、宫治昭(《宇宙主として释迦仏》,载《曼荼羅と輪廻》,立川武藏编,佼成出版社1992年,第235~269页)、林保尧(见《弗利尔美术馆藏北周石造交脚弥勒菩萨七尊像略考》,载《艺术学》第15期,1996年,第63~94页)、朴亨國(《ぃゎゅゐとぃぅ「人中像」とぃぅ名称にっぃて》,载《密教图象》第16号,1997年,第78~105页)、阎文儒(《云冈第十八窟内遍身刻千佛的大像》,载《云冈石窟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5~312页)。自1901年初次发现此图像至今,一个世纪已过去了,关于它的命名仍未形成较为统一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