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传播伦理”概念，中西方学界尚无统一的定义。经过对定义的一般性梳理，发现它们大致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大类。广义的概念将所有传播范畴涵盖进去，如“所谓传播伦理，就是传播过程中或传播行为所涉及的道德关系，传播道德……它不仅包括传播主体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同时还包括传播的道德观念、道德准则、道德行为、道德评价等等。”狭义的传播伦理概念则仅涵盖传媒业的传播范畴，常称“媒介/媒体伦理”或“新闻伦理”。如“媒介伦理是关于职业传播者在他们的行为可能对他人产生消极影响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的指导方针或者道德的规则。”此外，概念整理还发现，由于传播伦理的理念最初形成于新闻传播领域，狭义的概念长期以来主导了对于传播伦理内涵的认识。然而，在数字化背景下，传播伦理的内涵，不仅应涵盖传统的新闻职业伦理，也应注重纳入当今普通公民作为传播主体在网上自主公开传播中的伦理，使传播伦理概念内涵发生大的拓展，新闻职业伦理和公民的传播伦理共同构成传播伦理概念内涵的两大基石。

　　一、来自伦理学的思想渊源：传播伦理概念的生成及变迁发展

　　在西方，公元前300多年前，亚里斯多德撰写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是西方哲学史上首部系统阐述伦理学的专著，人们普遍将它的问世视为西方伦理学的诞生。亚里斯多德以“善”为主题，提出“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他把“幸福”视为“至善”，认为至善是人们在行为领域所追求的目的中根本的或最高的目的。他还曾在其《修辞学》中，将“言者之品德”视为讲演能有效劝服的必具条件之一，并强调诚实的品德。可以说他的《修辞学》中多少含有将德性伦理用于讲演这种传播活动的思想萌芽。哲学意义上的伦理学探索，还可追溯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苏格拉底提出“德性就是知识”的伦理思想，倡导以理性限制欲望、摆脱物欲的诱惑。柏拉图的伦理思想把“善”的理念视为道德的唯一根源，将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视为四大主要美德进行了阐述。

　　自古希腊哲学家开创伦理学研究以来，西方文明史上许多思想家都为伦理学的发展留下宝贵的遗产。其中，孟德斯鸠、洛克、卢梭、弥尔顿等人的学说中的伦理学思想，均与奠定现代西方传媒体制与实践的理论基石有较大关联度。而从传播伦理概念生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以下学者的贡献，似尤其值得一提：德国哲学家康德被看作西方伦理学史上“诸个伟大的分界点”之一的代表。其伦理学思想主张建立真正的“自律伦理学”，认为“意志自律”（autonomy）是道德的最高原则。其“自律”说对传播主体道德自律概念影响深远。英国思想家穆勒（John S.Mill)的功能主义学说，蕴含以“为最大多数人寻求最大的幸福”为道德判断标准的思想，有学者将之列为“五个伦理学准则”之一。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中的伦理学思想以公平正义为核心，创新了“正义”概念的内涵，使之具有了要求制度设计保护弱小一方的蕴含。这些学者的伦理思想的主要内涵是倡导人的权利、自由平等、民主、公平正义、道德自律等原则，从而为现代西方传媒概念的基本内涵———追求真相，新闻/信息自由，多样性，服务于民主和公共利益，公平，尊重隐私权，实行道德自律等，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外，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的道德社会学思想，强调职业伦理的公共精神及作用，职业活动的伦理必要性等，这些对研究媒体伦理之内涵，也明显具有相关性。

　　在伦理思想的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思想，将道德作为社会历史现象加以研究，揭示出道德发展受社会存在制约的规律，并强调了道德实践在伦理学理论中的意义。

　　中国有关伦理道德的思想源远流长。有国际学者认为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均是“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但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宏观思考，故长期未把伦理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早在殷商时代，就已出现诸如要求王者“敬德保民”这类带有伦理性质的理念，以及“孝”“悌”“敬”等道德范畴。到春秋战国时期，围绕人性的善恶、道德的起源、原则和评价等道德哲学基本问题，不同的思想流派提出了各自的伦理观点。其中，有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强调“返璞归真”的思想，有儒家突出强调“仁”“义”“礼”“智”“信”的思想，有墨家提倡“兼爱”的思想，等等。重视以礼仪道德制约人的行为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留给后世的遗产。但只有摒弃其中的封建意蕴、等级观念，才能有益于现代社会的伦理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