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究竟该如何发声?中国话语究竟该说些什么,究竟该怎么来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定力,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和论域,不能一味地“求新”“求异”“求变”。无论是用现代主义的话语替换前现代,或是用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抵消现代主义,还是将西方的现代性话语平移到中国,都有悖于中国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期叠加的特殊历史语境。那种以为“只有最新奇的话语才是最先锋的话语,最先锋的话语才是最有权力的话语”,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那么,什么样的中国话语才是有力量的,才是名副其实的呢?我们以为,中国话语是世界话语的一部分,因此必定有与西方话语相似的问题和论域。然而,中国话语毕竟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成和展开的,是“一个有机的生物系统”,[7]因而中国话语必定具有自身独特的问题和论域。建构中国话语,重点应该是揭示自己的独特性。

　　中国话语不仅要回答选择中国道路的“前因”,还要回答选择中国道路的“后果”。“前因”告诉世人,中国所走的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后果”告诉世人,中国所走的道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实践的检验、人民的检验,具有实践的合理性。中国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由一党或一己之私决定的,而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价值性决定的,是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一百年来的历史变迁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决定的,是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决定的,是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决定的,是由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是由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决定的。解释中国道路,要有深厚的历史感。中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晚清王朝,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期间经历了几代中国人的反复权衡与反复选择。从世界的大视野来看,英国从1840年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制度,到1889年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度,这其中经历了几代人的反复选择、各种势力的反复较量、各种方案的反复权衡。法国从1789年法兰西革命推翻帝制,到1870年建立民主共和制,这中间也经历了几代法国人的反复较量、反复权衡、反复选择。其他国家也莫不如此。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一旦确定之后就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即使在法国,从1870年第三共和国成立,到1946年第四共和国成立,再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成立,民主共和制度的主轴再也没有动摇过。今天,实践已经证明中国选择的社会制度是适应中国国情的,甚至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一种制度取得如此大的发展成就也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话语不仅要提供破解“中国问题”的做法,而且要提供破解“中国问题”的方法。做法是操作层面的,方法是理论层面的;做法是形而下的,方法是形而上的;做法是特殊的,方法是普适的;做法不能复制,方法可以借鉴;做法往往会过时,方法则常用常新。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做法,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则是普遍适用的方法;建立经济特区的做法是属于中国的,但其间蕴含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则是属于世界的。

　　中国话语不仅要讲清“中国经验”的民族性,还要讲清“中国经验”的世界性。中国模式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参考意义。”[8]但是,中国模式中被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也绝不意味着可以“出口”到西方,中国从来不搞模式输出,从不追求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统治世界。中国模式无法复制,但可以借鉴。中国模式丰富了人们对现代化问题的探索和智慧,提供了破解发展难题的灵感和启示,这对于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话语不仅要说清楚“中国问题”的客观实在性,还要说清楚“中国问题”的不可避免性和暂时性。中国奇迹的发生有其必然性,“中国问题”的叠加也有其必然性。我们要承认问题的存在,客观分析问题重叠、频发的原因,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解决中国问题要靠制度、要靠改革,但是靠制度不等于是靠西方的制度,靠改革不等于改成西方的模样。中国今天所遭遇的矛盾和问题并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惹的祸,恰恰相反,现行民主政治模式避免了发展中更加尖锐的矛盾和问题的出现。

　　中国话语不仅要解释中国道路的优越性,还要解释“老路”“邪路”的危害性。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其他话语无法解释,对于中国奇迹,中国话语要给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不仅要从社会主义改革的维度来解释,也要从社会主义革命的维度来解释;不仅要从经济领域来解释,也要从政治和制度的层面来解释;不仅要从国内纵向比较的视野来解释,还要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解释。中国话语不仅要解释中国为什么会选择今天的道路,还要解释中国为什么不能选择其他的道路。中国话语不仅要解释坚持走中国道路的美好前景,还要解释背离中国道路的种种可能结局。

　　中国话语不仅要揭露西方预置的话语陷阱,还要敢于与西方话语过招。西方话语中预设了太多的理论陷阱,如西方文化优越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西方制度“包治百病”的陷阱,普世价值的陷阱,价值观外交的陷阱,民主和平论的陷阱,霸权稳定论的陷阱,民主富强论的陷阱,等等。西方通过话语霸权为全世界布下了一个个美丽的陷阱,等待着别国就范。这方面的“试验田”已经太多了,中国没必要成为又一块失败的试验田。此外,在国际话语场,西方一些人常常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制造了一波又一拨的话语,从“价值威胁论”到“发展模式威胁论”,从“军事威胁论”到“环境威胁论”,从“资源威胁论”到“能源威胁论”,从“中国崩溃论”到“大国责任论”,从“利益相关者论”到“非洲殖民论”,从“妨害南海自由航行论”到“气候暖化问题不负责任论”,从“威权主义论”到“反普世价值论”,等等。西方话语中的中国模式论服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思维逻辑,包含“除了资本主义别无出路”的理论预设。因此,中国不应该落入西方话语的陷阱之中,应敢于接招、敢于亮剑。

　　中国话语不仅要“发现中国”,也要“发现西方”。“中国”不仅是一个地理范畴、经济政治实体和社会组织,也是一种文明范式,一个“文化理念”。[9]“发现中国”是一个筛选、提炼的工程,应当进入时代的深处,筛选出当代中国的问题,采掘那些深刻影响当代中国历史性实践的思想资源,提炼出相关的理论范畴、核心概念、基本命题和关键词,用当代中国的“智慧”和“眼光”重新发现和阐释中国。当然,“发现中国”不是为了孤芳自赏,更不会走向封闭守成。“发现中国”当然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制,但目的不是走向东方中心主义;“发现中国”确实剑指西方话语的霸权地位,但目的不是为了取而代之;“发现中国”意味着对西方“普世性”思维方式的质疑,但不是为了将自身定位于“普世性”;“发现中国”意味着自我的肯定,但不是以否定西方作为逻辑的前提。这与西方的致思逻辑不同,也与西方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傲慢态度不同。“发现中国”首先就是承认西方的一种表达,正因为有了“西方”的这面镜子,中国才能在与“他者”的比较中找准自己的定位。

　　中国话语不仅要破译中国奇迹的密码,还要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给出中国的方案。任何有生命力的话语,都是言说主体根据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历史文化传统、自己所经历的历史性实践,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相似性问题所作出的特殊性言说。这些话语总是体现着人类经验的某些共同方面,同时又带有独特的民族特色、民族想象。中国的发展策略和改革举措无法复制,但其间蕴涵的发展哲学和改革方法论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和世界性的价值。比如,“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发展是硬道理”,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发展生产力,根据自身实际实行渐进式改革,“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加强顶层设计”,独立自主地参与全球化,等等,无疑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笔宝贵财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以世所罕见的速度成功崛起,话语体系的建构相对滞后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时至今日,“中国道路”已经铺就,“中国故事”举世流传,“中国崛起”已成事实,“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不能再继续了,“话语贫困”的帽子该脱掉了,“话语赤字”的局面该扭转了,“自己的事”别人说三道四的历史该终结了。一句话,中国的发展优势在话语权、软实力方面也应该得到相称的体现。

　　建构什么样的中国话语才是有生命力的,这有其客观的评断标准。第一,中国话语能否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基本的尺度。第二,中国话语能否主导“涉中”的话题,这是重要的指标。第三,中国的发展优势能否转化为话语优势,这是最终的判断标准。[10]

   （节选自陈曙光，周梅玲：《论中国道路的话语体系建构》，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