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马尔库塞很早就受到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他用弗洛伊德理论来考察当下社会，认为现代文明对人的最大伤害在于对人的本能的压抑。弗洛伊德对于艺术和审美的看法给了马尔库塞很大的启发，而顺着弗洛伊德探讨人的本能结构的思路，马尔库塞研究了现代“文明”的辩证法，对文明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解释。心理学理论使马尔库塞获得了一个新的哲学批判的理论武器。

　　关键词：马尔库塞/弗洛伊德/心理学/学术缘分

　　心理学在马尔库塞的美学理论中占有重要位置，无论“新感性”理论的提出，还是对既有社会工具理性的批判，抑或是对人类未来解放的展望，马尔库塞始终都能从个体的心理角度出发探求诊治与疗救的方法。这使马尔库塞的思想具有一种悲世悯人的价值情怀，有着一种深沉而亲切的道德诉求。心理学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一起共同构成了马尔库塞学术思想的三大资源，而他思想的心理学资源又取决于他同弗洛伊德的学术缘分。本文将围绕这一学术缘分对马尔库塞的心理学思想给予梳理与分析论述。

　　一、挥之不去的心理学情结

　　从心理层面介入对人的研究，马尔库塞较之法兰克福学派的同行们是比较晚的。然而，他终归还是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这里找到了自己对“人”研究的会心之处，从而在最切近处，即从人的“心理”层面，转向了对现实生活中人的具体分析。对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的吸收和运用，使马尔库塞认识到“不论是本能的解放还是理智的解放，都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关于这样一种解放的机会和前提的理论必定也就是一个社会变化的理论。”[1](“1961标准版序言”p.17)马尔库塞将马克思的批判分析方法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思想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和人所身处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做了一次成功地剖析。

　　早在马尔库塞写作《德国艺术家小说》这篇博士论文时，心理学对他的影响就已经存在。在论文中，他对托马斯·曼的小说《威尼斯之死》的分析为他以后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研究留下了一个有意味的预示。小说中的古斯塔法·渥恩·阿申巴赫（Gustav von Aschenbach）这个人物使他最早认识到了“深层的原始力量”和“狄俄尼索斯”的诱惑怎样使一个地位极高的人沦入悲剧的命运之中。当然，那时的马尔库塞还没有也不可能在更深的层面上对这一现象做出更多的分析。不过，这并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因为马尔库塞后来的工作给了我们关于这一问题的完整解释。

　　如果说马尔库塞在《德国艺术家小说》中遇到的心理学问题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那么在他此后的一些文章中，对于心理学问题的提及却已经让我们看到心理学研究对于马尔库塞整个思想理论形成的重要作用。P·罗宾逊（Paul A.Robinson）认为：“实际上，在马尔库塞早期的著作中就已经清楚地存在着指向《爱欲与文明》的内容。”[2](p.188)1937年在他所写的《文化的肯定性质》一文中，有对“人格”、“灵魂”在文化中的处境的具体分析；1938年所写的《论快乐主义》有对享乐主义成分有效性的承认和对于唯心主义禁欲主义倾向的反对，该文中还对性压抑与攻击之间关系做了论述；《论萨特的存在主义》写作于40年代，该文通过描述情人之间相互的物化或者说客体化以及对于人的“内在自由”的批判叙述，从而引出了其中所存在的心理学问题。尽管这时马尔库塞还不能从专业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给予深入地分析，但我们却可以由此预见他后来对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的倾心之处。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人道主义的相关阐述曾使马尔库塞在现实政治的迷茫中获得了一个认识世界的新角度，然而由于马克思总体上对于人的心理问题探讨的相对缺乏，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解决发达工业社会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方面有些苍白无力。这样，马尔库塞对于弗洛伊德的研究就试图用一种“新理论”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革命的意识一直没有得到发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个体屈服于法西斯、斯大林主义和消费的资本主义。马尔库塞曾谈到，他在20年代就已经读到了弗洛伊德的著作，也看到了别人写的关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争论文章。[3](p.154)

　　试图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丰富马克思的思想，在马尔库塞这里是十分明显的。即使在他的心理学著作《爱欲与文明》中马克思的名字一次也没有提到，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却在这里得到了自始至终的阐释。凯尔纳认为马尔库塞“‘额外压抑’概念的提出是受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的启发，而‘操作原则’的概念也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和异化劳动思想密切相关。”[3](p.164)依据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和弗洛伊德的压抑性理论，马尔库塞提出，“异化”既是扎根于劳动组织中的，同时在操作原则的支配下，异化还进入到人的意识之中，并渗入到身体和精神、行为和思想中。“异化”已成为人的真实的处境，成为人的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马尔库塞为马克思的理论注入了心理学维度，从而使心理学也成为一种政治分析手段，而不再是单纯的学问。阿多诺曾认为，心理学研究方法似乎在紧要关头失灵了，因为历史“从背后”越过了个体，而且历史过程的规律也一直是那些支配着具体机构而不是支配个体的规律。马尔库塞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在弗洛伊德所涉及的心理学的心理机制中，个体也是属，现在也是过去。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学本身就是属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表明：“本能的变迁也就是历史的变迁。”[1](p.75)“于是心理学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个人的失调比以前更直接地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失调，对个人失调的医治因而也比以前更直接地依赖于对社会总失调的医治。”[1](“第一版序言”p.12)马尔库塞声称在《爱欲与文明》中我们关心的不是要纠正或改进对弗洛伊德概念的解释，而是要恢复这些概念的哲学和社会学意义。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生物主义’从深刻的意义上说是一种社会理论。”[1](“导言”p.20)在剥削社会中，最重要的压抑就是身体上的压抑，尤其是性方面的压抑。对于性的压抑，马尔库塞比他同时代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要敏感得多。他赋予弗洛伊德心理学以更广阔的适用意义，同时也弥补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心理学方面的不足。

　　在马尔库塞看来，弗洛伊德关于什么是人的本能的理论提出了一种思考人的新视角。人的本能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而在心理学上提出的问题，如果从“社会学”意义上去理解，就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马尔库塞认为，“精神分析的范畴无须与社会的和政治的状况‘联系’起来——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范畴和政治范畴。无论精神分析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它都能够在管理和批判作用中成为有效的社会和政治工具，因为弗洛伊德在本能的动机和满足的最深领域内发现了社会与政治控制的结构。”[4](p.51)正是在对弗洛伊德理论本身的理解中，马尔库塞发现了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内在关联。因而有论者指出，马尔库塞论述弗洛伊德“性本能”的“社会学”意义就在于：其一，提示了人的本质结构。其二，找到现代文明对人的最根本的伤害之处，即现代人的病根。其三，认为要想把人类从现代病症中解救出来，只有把被压抑的人类本能再次解放出来，因此，找到现代人的病根也就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人类“解放”的思路和模式。[5](p.113)

　　当然正如马尔库塞所说，“从政治科学和哲学的立场出发来讨论弗洛伊德的理论是需要证明的：这是因为弗洛伊德反复强调他的工作的科学和体验的特性。这种证明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必须显示弗洛伊德的理论结构对于这种理论（即政治科学和哲学——引者注）是开放的并且实际上是鼓励以政治的术语来思考的，所显示的纯生物性，本质是社会和历史的。其次，它必须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心理学在今天是政治科学的一个本质部分，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这是我们唯一要关注的事情）还要使对于被隐藏在当前政治中某种决定性的趋势的理解成为可能。”[6](p.1)人的心理因素已经超越了心理问题本身，作为社会总体的一部分，它不能不处于社会总体统治之下，而成为政治统治的牺牲品。

　　马尔库塞对于心理学问题的兴趣除了他本人对于人的心理问题的关注外，还与当时法兰克福学社会研究所全体成员整体上对于心理学方面重视直接相关。马丁·杰伊曾谈到霍克海默早在1927年就曾鼓励阿多诺写过一篇关于心理学方面的论文；并且，霍克海默本人还选择弗洛伊德的学生兰道尔为他的精神医师，一年后，曾严重折磨他的心理问题，即没有准备讲稿就不能授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为了表示感谢，霍克海默为兰道尔在法兰克福建立了一个心理分析研究所。为此，作为兰道尔老师的弗洛伊德反而两次给霍克海默写信向他表示谢意。1942年10月，霍克海默曾在公开的信件中这样评价弗洛伊德：“他的思想是我们的基石之一，没有它，我们的哲学就不会是这样。最近几星期我再次意识到他的伟大。”[7](p.120)

　　弗洛姆是研究所中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理论进行结合做得最好的一位研究所成员。1931年，他为《精神分析运动》写的文章《心理分析与政治学》就曾在心理分析圈子中引起过很大的震动；后来他发表的《基督教教义的发展》被认为是“整合了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第一个具体榜样”。这之后他在研究所机关刊物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及出版于1941年的《逃避自由》一书，对马尔库塞的影响都是极大的。弗洛姆关于“容忍”的讨论和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心理学分析，对马尔库塞的影响尤其重要。

　　阿多诺对弗洛伊德的态度同霍克海默对弗洛伊德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霍克海默认为没有一个思想家能够完全逃脱他的社会起源，并且越是伟大的著作，就越是植根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因此，弗洛伊德的死本能的观念就有一种“非常正确的”“客观意图”，这不仅是因为它与生物学普遍性相适应，而且它表达了现代人毁灭冲动的深度和强度。1946年4月，阿多诺发表了《心理分析中的社会科学和社会学倾向》一文，在文章中，阿多诺有针对性地指出，虽然修正主义和弗洛伊德一样都强调历史影响，但他们却较少像弗洛伊德那样转向“力比多”的“内部史”。由于过分强调自我的重要性，他们忽视了它和“伊特”（id）的遗传互动。修正主义自吹的对弗洛伊德的社会学修正其实是在缓和社会矛盾。他们根除心理分析的生物学根源，把它转化为一种人文科学和一种社会保健的工具，其“非性欲化”是否定本质与现象之间的矛盾、否定当代文明中真满足和假幸福的裂痕的一部分。阿多诺认为，在纳粹主义的表演非常喧闹的时候，弗洛姆否认虐待狂的性欲基础，是极为错误的。像弗洛姆所做的那样，把性格类型范畴化就是接受整合性格的存在，它不过是“每个个体心理事实上的意识形态的掩饰”。[7](p.123)

　　阿多诺的这一思想代表了40年代研究所对待弗洛伊德的基本态度，马丁·杰伊认为，实际上，“40年代研究所的许多著作——《权威人格》、《启蒙的辩证法》、洛文塔的《欺骗的预言家》——弗洛伊德的适度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研究所回到德国后，这一影响继续在其理论和经验研究两方面发挥有意义的作用”[7](p.125)。心理学对于研究所来说，已成为研究现实问题的一个基本的理论支柱，而这一点最终也在马尔库塞1955年的著作《爱欲与文明》中得到了集中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