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希(Wilhelm Reich，1897-1957)作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性革命”理论的奠基人，“生命能”的发现者，他的“性革命”学说在西方广为流传。由于赖希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的，因此，认真分析他的“性革命”学说就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析。　　

　　一、“性革命”与社会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患精神病的人日益增多，在赖希从事精神分析活动的时候，仅柏林一地就有数百万人程度不同地患有精神病，因此，对于治疗精神病的精神分析学家来说，这种状况是难以应付的。鉴于此，赖希把解决问题的眼光从单纯进行治疗，转向了研究如何预防，这就极其自然地把对导致精神病的原因的探究提了出来。赖希依据他的性格结构理论，把导致人的精神失常的原因归结为人的“性格盔甲”。他认为这种“性格盔甲”是早在儿童时期由于社会、家庭的潜移默化而形成的。这种影响首先地和基本地表现为对人的原始欲求的压抑，在性问题上，就表现为对人的原始性欲的压抑，对人的性权利和性自由的剥夺，限制和摧残；其次，还表现在通过政治、经济对人进行的压抑，这种压抑是对人的原始欲求压抑的补充。

　　因此，赖希认为治疗精神病不能象弗洛伊德那样“就病治病”，而应把治疗精神病与消除社会、家庭对人的原始欲求的压抑和对人的政治、经济的压抑结合起来。一句话，治疗精神病不能仅仅“就病治病”，首先要对社会、家庭进行改造，也就是说，首先要消除导致精神病的社会根源。

　　尽管赖希的观点遭到了弗洛伊德及其他精神分析学家的反对，但他的观点还是广泛地传播开来。维也纳一家杂志社充分肯定了他的《性成熟、节欲、婚姻道德》一书：“作者赖希是维也纳性-卫生诊所的主任，他无疑是当今性学家中一名最清醒、最理智、最不易收买的思想家……这100页所包含的内容比整个性学和社会学的百科全书还要丰富。就我们目前所拥有的社会学和精神分析学知识而言，对性改革，要想作出比这里更贴切更简明的评论是完全不可能的”（D.博特拉：《赖希-他的著作的演变》，伦敦，1971年，第77页）。就连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也不得不承认：赖希关于通过变革社会、家庭，精神病可以治愈的观点“已被许多人所接受”（安娜·弗洛伊德：《自我和防护机制》，伦敦，1948年，第36页）。

　　那么，赖希要对社会、家庭如何进行革命改造呢，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首先，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最有影响的“宏观”革命学说，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家庭进行革命改造。他宣称他的关于家庭的社会功能和家庭革命的观点主要是受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影响。但他又认为，把问题仅仅局限在“宏观”方面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还存在局限性，而他所设想的“微观”革命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局限性的弥补，所以，他主张要用自己的“微观”革命理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赖希看来，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宏观革命论”，所以它只看到社会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因而把推翻资本主义统治，消除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作为革命的目标。赖希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正表现在这里。他认为革命就是消除“性压抑”，因此，革命就是“性革命”。为达到“性革命”的目标就必须消除社会、家庭对人的本能欲求的压抑，消除社会、家庭对人的本能欲求压抑的措施，如强制性的教育、训练等等。赖希认为要实现“性革命”的目标，就必须进行政治、经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富有影响的革命作用，正表现在这里。他把自己关于“性革命”的理论称为“微观革命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宏观革命论”只有同他的“微观革命论”相结合，进行“双向”革命，才能实现“性革命”的终极目标。这“双向”革命就是：一方面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除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另一方面改变社会和家庭培养人、教育人的方式；一方面实现外部世界的革命，另一方面实现人的内部世界的革命，即改造群众的意识，改造人的性格结构；一方面进行反对统治权力和制度的斗争，另一方面消弱“性压抑”在成年人中的影响和在青年人中的发展。

　　赖希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把一切革命斗争都说成是阶级斗争”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他认为“性压抑”与阶级处境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性压抑”表现为全社会的，“性革命”并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社会全体成员同压抑人的本能欲求的社会制度的斗争，这一斗争既表现为无产阶级的，也表现为资产阶级的。他说：“在性压抑上，存在着经济和社会的区别，但没有阶级的区别”，“在所有国家的所有社会阶层中都有进步的思想和行为，同样也都有独裁主义倾向”，消除“性压抑”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具有自由结构的人与具有独裁主义性格的作斗争，是有着自由能力的上层社会阶级成员冒着生命危险，为所有人的利益同从无产阶级营垒中上升起来的独裁者作斗争”（赖希：《性革命》，纽约，1974年，第XV页）。

　　赖希在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宏观革命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把“一切革命斗争都说成是阶级斗争”的片面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革命道路，这就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道路。他说：“最理想的革命应是把‘宏观的’和‘微观的’结合在一起，但如今，在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把注意力集中于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时，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天地里，在改变人的生活方式方面施展才能吧！历史赋予精神分析学家的使命是投身于这一领域的革命。”（转引自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第524页）实质上，他是把“微观革命”视为革命的根本目标的，社会的政治、经济革命都要围绕着这一根本目标进行，并且认为精神分析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实现这一根本目标。

　　其次，赖希把“微观革命”的核心视为“性革命”。尽管他常常把“微观革命”称为“性革命”，但从其观点的整体来看，二者又是有区别的。他认为“微观革命”的外延是宽泛的，如文化革命、教育革命、思想革命等都可以归属于“微观革命”的领域，但在所有这些革命中，“性革命”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革命都必须围绕着“性革命”进行，为什么他这样看待“性革命”呢？这是因为：

　　1.赖希依据他的人格结构“三层次论”的观点，认为人的心理结构中最深层次的冲动是性冲动。也就是说，性是人的最深层次的本质，而人的幸福就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因而“性革命”就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赖希认为“性革命”不仅能破坏旧社会，而且能建设一个新社会。他认为统治阶级“通过压抑人们的性本能创造出为保护自己所需要的那种性格结构”，借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只要统治阶级借以维持自己统治的这根支柱倒了，统治阶级就会土崩瓦解，旧的社会形态就会消灭。因而新的社会形态就必须按照“性革命”的目标来建设，而且“性革命”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是完全可以建设新的社会形态的。他说：“性革命”是“新社会的助产婆”，应当把“性革命看作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必由之路”（赖希：《性革命》，纽约，1974年，第275页）。为此，他坚决反对弗洛伊德把性本能视为是“反社会的”、“破坏性的”，反对弗洛伊德把性高潮的实现同人类文明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说：“弗洛伊德的这种理论的正确性仅限于说明性抑制全面地为某种文化，即家长制文化，提供了心理基础，但它不适于说明一般的文化的形成。”（同上书，第10页）

　　质言之，赖希是要用“性革命”来拯救人类，也就是说，人类的解放与幸福必须通过“性革命”来实现。他是这样概括自己的“性革命”理论的：“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我们文化存在的真正的革命变革，在这场斗争中，没有游行，没有军人，没有奖章，不敲锣打鼓，不鸣放礼炮。但充当这场战争牺牲品的人却不会比1848年或1917年的变革少。人类对它的自然生命功能的发现正使它从千年沉睡中苏醒过来。我们生活中的这场革命触及到了我们情感、社会和经济的存在之根本。”（同上书，第XVIII页）这里，赖希不仅用“性革命”取代了“微观革命”，而且也取代了“宏观革命”，实质上是以“性革命”取代了全部意义上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