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弗洛姆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西方人文及社会科学理论思潮热中，弗洛姆作为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费洛伊德的主要追随者，屡屡被人提及。只是他的著作没有象弗洛伊德那样被大量地译成中文。因此，人们对弗洛姆的了解也往往停留在精神分析学派的概念上。尽管这种状况弗洛姆本人会非常不满意（假如他泉下有知的话）。但检看他的生平，我们就会发现人们对他的这种认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与弗洛伊德一样，弗洛姆也出生在德国一个犹太血统的家族中，只是他比弗洛伊德小了44岁。也就是说，在弗洛姆出生的时候，弗洛伊德已经基本完成了他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工作。恰恰是在弗洛姆出生的这一年（190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他著名的《释梦》一书。而当22岁的弗洛姆从海登堡大学毕业并获哲学博士学位的时候，弗洛伊德完成了将精神分析理论从一种单纯的疾病治疗方法升华至理解人类动机和人格的理论的转移，并于1923年出版了《自我与本我》一书。

　　这些看上去互不关联的事件，冥冥之中影响了弗洛姆的一生。事实上，1928年，弗洛姆就进入德国著名的法兰克福大学精神分析社会学院学习深造并担任讲师。1934年为逃避纳粹迫害逃到美国之后，更是先后在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精神分析学教授或研究员，直到1980年逝世。

　　弗洛姆为什么会不满意于将其看作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继承者呢？这首先不是虚荣心的问题。粗略地看，弗洛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的确是在从事着与精神分析学相关的工作。但细加推究，我们就会发现，弗洛姆和弗洛伊德是学术背景和学术目的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将两人混为一谈确实不合适。

　　学术背景方面，弗洛伊德是毕业于维也纳大学的医学博士，其职业是医生，因此他的研究更多地带有自然和生物的属性，其精神分析理论最初是作为一种精神疾患的治疗方法提出来的，即使晚年弗洛伊德将其扩展到社会研究领域，其学术的基本兴奋点也还是针对作为社会个体的人。弗洛姆读的是哲学专业，其学术背景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其学术兴趣在于社会批判和拯救，他所关注的是群体的命运、宏观的社会趋势。严格说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只是弗洛姆研究和借鉴的对象。

　　除弗洛伊德之外，对弗洛姆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马克思和中国的禅宗。

　　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潜意识的概念，从而揭示了人类理性的弱点和局限性，并向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提出了挑战。潜意识因为受到社会风俗习惯、道德法律以及宗教信仰的压抑而深深地埋在人们的心理深处。但潜意识又是决定人类行为的原动力。因此，通过对潜意识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人、分析人，并最终使人获得自由和幸福。

　　但是，由于弗洛伊德所受的专业训练是医学和生物学的，因而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研究也是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之上的。这一点最终导致了弗洛伊德的偏颇。因为人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性动物，既是生物性的一面，也有社会性的一面，抛开哪一面都不能完整全面地认识人。而在对人的社会属性的研究和认识上，西方世界尚无人能够超过马克思。

　　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主义在实质上是一种人道主义。人的解放和人性的张扬始终是马克思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是建立在人性研究的基础上的。“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同人的自我实现一样处在人跟自然的生产性的相关联、相统一的过程之中。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使人的个性得到发展。”（注：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59页。）应当说，弗洛姆的这种认识确实来自马克思本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清楚地表述过这一思想，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然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注：马克思《19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