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理论的界限

　　“理论”是一个含义不明晰的概念，为便于探讨起见，我们在这里把它定义为一组体系化的、自洽的陈述。理论又可以被细分为以下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诉诸于实践的理论”，意即这种理论之所以被提出来，其目的就是为了付之于实践活动；二是“与实践相分离的理论”，意即这种理论之所以被提出来，只是出于提出者的单纯理论上的兴趣，而与实践活动无涉。

　　众所周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灵魂把握真理的五种形式，其中的“实践智慧”与其他四种能力不同，它显示的正是人们在处理日常事务、尤其是政治和道德上的事务的能力。后来，康德进一步把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并强调实践理性比理论理性更重要。黑格尔也在《逻辑学》中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并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概念获得了基础性的、核心的地位，这充分体现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论纲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如果说，在这条论纲中，马克思肯定了“改变世界”(实践)比“解释世界”(理论)更重要，那么，在第八条论纲中，他又进一步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即便是在“解释世界”的理论活动中，实践仍然起着基础性的、核心的作用。由此可见，把马克思的学说按他自己的想法称之为“实践唯物主义”是完全正确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在批判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右翼所倡导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事实上，像马克思一样，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都亲身参加了当时的革命实践。这样看来，马克思、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的学说完全可以被称为是“诉诸于实践的理论”。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与上述理论不同，它应该从属于“与实践相分离的理论”。

　　平心而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也关注过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霍克海默认为：“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理论是关于某个主题的命题总汇；这些命题之间紧密相联，有几个是基本命题，其他命题由基本命题推出。与派生命题相比，基本原理的数目越少，理论就越完善。”[3]他区分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传统理论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批判理论，认为前者使理论与实践相分离，后者则“把一切为实践态度提出的理论与它们所反映的社会阶层联系起来”[4]。哈贝马斯在《理论与实践》(1963)中进一步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以实践的意图拟定的社会理论”[5]，并从三个不同的方向探索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甚至提出了“实践学”[6]的新概念。

　　然而，无论是霍克海默、阿多诺，还是哈贝马斯，当他们的著作唤起左派学生的思想热情，学生们走上街头，以实践活动的方式来对抗资本主义制度时，他们自己却退缩了。他们不但与任何政治性的实践活动相脱离，还与左派学生运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阿多诺甚至表示：“当我构造自己的理论模式时，我不能猜出人们想要用燃烧瓶去实现它。”[7]哈贝马斯则指责学生是“左派法西斯主义”。随后，他不得不为此而离开了法兰克福。[8]由此可见，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不但与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实践活动相脱离，甚至还是对立的。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成了法兰克福党派理论的界限。

　　革命：批判的界限

　　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以为自己继承了康德和马克思的批判传统，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也包含着对批判的界限和有效性的自觉意识，而这种自觉意识正是在马克思反思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唯心主义思想倾向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中，马克思明确地告诉我们：“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的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