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识形态理论的本体论维度：启蒙精神或工具理性是否为一种本体论的存在

　　从本体论意义上来看，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的意识形态理论坚持“启蒙精神”或“工具理性”的“意识形态”化，即把启蒙精神以及其在现实层面的具体体现工具理性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性的存在；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则没有赋予启蒙精神和工具理性以本体论的意义。前者在讨论具有本体论性质的启蒙精神和工具理性问题时，所涉及的批判对象(即意识形态批判目标)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对象有相似之处，即都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然而，首先，前者主要是从德国近现代哲学的批判(如阿多尔诺对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以及霍克海默对近代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批判)入手，上溯到对德国古典哲学(包括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的。其次，前者在对哲学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时，是将主要批判点放在了传统哲学思想所具有的非同一性特征以及非批判性特征，而马克思则将焦点放在了传统哲学(尤其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所具有的唯心主义色彩上(尽管阿多尔诺在进行非同一性批判时，也多少涉及到了对黑格尔等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的批判，并还因此而被西方学者称为“唯物论”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兴趣却并不在对唯心主义性质的揭示上)。第三，在进行这样的意识形态批判时，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纯粹哲学的“天上”层面，而是将批判理论付诸“尘世”生活，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入手，深入分析了导致精神文化层面异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经济根源，而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则仅仅停留于艺术美学等文化工业层面(尽管他们在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时，将批判的矛头都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异化了的和意识形态化了的被操控的世界)。

　　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在意识形态的本体论维度，主要是从批判德国近现代哲学(如阿多尔诺对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以及霍克海默对近代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批判)开始构建其意识形态理论的。当然，这一构建工作的基石，就是赋予启蒙理性或工具理性以本体论式的存在意义。他们所说的“启蒙”，并非仅仅指起源于17-18世纪的那场特殊的启蒙运动，“而是泛指人类社会在近现代的理性化进程中所发生的所有强调理性至上性和人对自然的技术征服的启蒙运动或思想解放历程”。在他们看来，“以理性和技术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对自然的统治权为宗旨的启蒙最终走向了反面，走向了理性的启蒙的自我毁灭和理性对人的统治的悲剧”。[1] (P133-134)也就是说，启蒙理性意识形态化了，并变成了工具本身，因此，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就是对启蒙理性或工具理性进行批判。

　　他们所进行的这一批判活动本身不仅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经过卢卡奇改造后的“物化”概念)那里借用了“异化”概念用来表达启蒙精神的意识形态化，而且还沿用马克思的批判路径，将对现实的批判延伸到对这一现实的理论根源——即对哲学思维根源的探讨之中。也就是说，他们都将理性认识或启蒙精神的意识形态化视为是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必然产物。由此，对启蒙精神或工具理性的批判，在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这里也就演变成了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批判。

　　阿多尔诺指出，“当代哲学最终在海德格尔这里以一种貌似革命的形式与资本主义制度、物化世界达成共谋”。“为了能够实现对海德格尔哲学的内在批判，‘用它自己的力量来反对自己’”，阿多尔诺采取迂回战术，把批判的锋芒首先指向了克尔凯郭尔及其生存概念。在他看来，克尔凯郭尔并没有“‘击败’黑格尔的同一性体系”，哲学人类学“不过是人类学生存论维度上的内在化的异化史观”。克尔凯郭尔不是把唯心主义祛除了，而是把它“内在化”了。“现实的异化不是作为一种历史形成的‘恶’受到了批判和扬弃，而是作为人的新的本性被肯定下来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妨说，阿多尔诺是在为《德意志意识形态》补写‘圣克尔凯郭尔’章”，因为克尔凯郭尔“生存哲学的逻辑结构其实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史观是极其一致的：异化是历史地形成的人的生存状态，人的本质不是消失了，而就存在于异化之中，只不过是以颠倒的形式存在着罢了，因此，我们不是要在异化中认识、领会人的本质，而是要通过对异化的认识扬弃异化，回复人的本质、找寻到生存的意义”。就此而言，克尔凯郭尔的理论是黑格尔学派解体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支，在阿多尔诺看来，“现象学体现了一种新的‘哲学精神的努力’，即在‘唯心主义体系消解之后并沿用唯心主义的工具，自主理性力图获得关于存在的超主观的有约束力的规则’”。[2] (P129-153)

　　关于唯心主义，在阿多尔诺看来，尽管“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现代哲学在外在形态上已经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古典哲学有了巨大差别”，但“现代哲学并没有因此能够逃脱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窠臼”。因为，在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看来，“科学的理念是研究，哲学的理念是解释”。“真实的哲学解释不遭遇已存在于问题之后的混合的意义，而是突然地、暂时地照亮它，同时消耗它”。因此，“哲学的现实性、真正哲学性的解释是‘揭谜’。这个谜就是资本主义永恒化或历史的自然化问题”。然而，“最重要的是，哲学的真正使命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去改造海德格尔哲学，‘哲学意识的真实改变才能成功’”。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认为，“黑格尔对康德进行的批判的主要功绩，在于他着手‘将从内容方面进行思考的权利与能力再次给与哲学’这个课题”。而且，在他看来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也具有“在思想中”“避开内容的倾向”。[2] (P184-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