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产生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上的一项制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它经历了悠久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完整的制度和严密的法律规范。它的任务就是维持国家的纲纪；在国家机关体系中，监察机关处于权力制衡的位置，使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行；监察机关又以弹劾“官邪”作为重要的职掌，以确保官僚队伍的素质。

　　由于监察主要以官为对象，因此在官僚制度取代世卿制度以后，监察制度才获得了独立的发展。监察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凡属立法、人事、行政、经济、军事、司法、文教、礼仪、祭祀等均纳入监察的职掌范围。正是由于监察机关对于国家的稳定起着一定的作用，因此历代统治者均极为重视。直到晚清官制改革时，都察院仍存而不废，甚至孙中山建立民国时也吸收历史经验，以监察院作为五院制的国家构成。

　　至东汉，每逢朝会，御史中丞和尚书令、司隶校尉设有专席，称为“三独坐”

　　战国时，韩、赵、魏、秦、齐等国的御史既是国君左右记事之官，也负责监督百官的言行。《史记·滑稽列传》中淳于髡说：“执法在旁，御史在后，恐惧俯伏，不敢放量饮酒，不过一斗径醉矣”，说明御史已经具有察官的权威。

　　至秦，中央设立监察机关御史府，执掌典政法度，举劾奸邪。御史执行公务时“皆冠法冠”，以示执法不阿。

　　西汉御史台虽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但在法定的官僚系统中地位不高，隶属于少府，御史中丞品秩不过千石。但由于御史台设于宫内，接近皇帝，职权却很显赫。至东汉，御史台逐渐脱离少府，发展成独立的监察机构，地位也随之提高。每逢朝会，御史中丞和尚书令、司隶校尉设有专席，称为“三独坐”。

　　两汉监察机关活动的重点是监察地方，这和汉朝推行“强干弱枝”的政策是分不开的。汉武帝时曾划分全国为十三部监察区。各部置刺史一人为中央派出的常驻监察官。部刺史根据汉武帝手订的“六条问事”，用以监督郡国守相（二千石）专恣擅权及与地方豪强势力勾结，有违犯者，按“六条”治罪。

　　在汉代监察活动中，司法监察列为重点，朝廷选派明法律者充当治书御史，“凡天下诸谳疑事，掌以法律当其是非”。有时，皇帝还特派绣衣直指御史与州郡官共同审理大案。

　　汉代监察机关在国家机关体系中自成系统，标志着封建监察制度的发展。监察机关通过对官吏的监督，加强了国家机器的效能，因而职权不断扩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允许御史风闻言事，而无须实据，显示了职权的扩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御史中丞已拥有“震肃百僚”的权威，“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南梁张缅为御史中丞，号称“劲直”，梁武帝曾请画工画其像于台省，以示褒奖，以励当官。北朝适应加强专制主义的需要，改御史中丞为御史中尉。“出入千步清道，与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逊避，其余百僚，下马驰车止路旁，其违缓者，以棒棒之。”

　　不仅如此，还允许御史风闻言事，而无须实据，显示了职权的扩大。如果百官有罪，御史失纠，则要免官。为了发挥监察机关的职能，御史的人选较严，大士族不得担任御史中丞，以防止株蔓相连，徇私枉纵。但在中国特有的门阀政治时代，士族把持朝政，监察官很难行使职掌，有些严于职守的监察官也很难久留于任。如南朝刘宋六十年间，历任御史中丞者53人，“校其年月，不过盈岁”。

　　“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御史之职也。政之理乱，实由此焉”

　　至唐代，封建监察制度已经定型，形成了“一台三院”的体制。台为御史台，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以御史大夫为长，“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有权弹劾百官，参决大狱，监督府库支出等。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台院，设治书侍御史六人，职掌纠弹中央百官，参加大理寺审判和推鞫由皇帝制敕交付的案件。殿院，设殿中侍御史四人，职掌纠察朝仪。察院，设监察御史十五人，其中三人分察六部，余十二人，根据地方十道监察区，分巡地方州县。三院既分立，又互相配合。唐睿宗在论及监察机关的重要性时说：“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御史之职也。政之理乱，实由此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