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的作用”[1]。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2]。所谓智库，也称为“思想库”，“Think Tank”，是指由专家组成的，为决策者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出谋划策，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政策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3]。

　　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计划(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简称TTCSP)2014年初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简称GGTTI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共有6826家智库，中国以426家位居智库数量最多国家第二位，仅次于美国[4]。中国的智库数量虽多，但由于智库发展的时间较晚，且大多智库从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党校等转型而来，如何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决策支持信息保障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智库决策研究信息支持的范围、数量、质量，服务内容、方式等都将直接影响智库决策研究成果的质量。研究国外智库的信息服务，借鉴其经验和方法，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信息服务部门——图书馆适应其转型的需求，更是其发展方向和理念的选择。

　　1 国外智库的信息服务

　　1.1 多元化的信息资源建设

　　1.1.1 以研究项目为导向 与经典学院式研究“大而全”、“小而全”信息资源建设不同，许多西方专业智库的成立都是囿于兴起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求，对特定研究项目的关注而产生的，因而其信息资源建设都以其研究项目为导向。1831年，由滑铁卢一役中击败拿破仑的英军统帅惠灵顿公爵在伦敦白厅中心建立了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简称RUSI)，主要研究英国和国际安全与防务问题。其军史图书馆收藏着从18世纪到21世纪，从克里米亚战争到冷战时代不同时期的军事典藏，也正是因为拥有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RUSI的图书馆在业内一直享有名气[5]。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SIPRI)是瑞典研究和平与安全等重要问题的学术机构。该研究所是在瑞典前首相塔格·米尔达的倡议下，于1966年建立的，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技术军备竞赛、军费和武器贸易、化学武器、裁军和军控谈判与建议，以及军事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等。其馆藏基本都是以这些研究项目为导向，包括后续的各类资源建设也是基于这一原则。这种基于研究项目导向的信息资源建设打破传统的信息资源学科设置体系，因其对研究项目权威性信息资源的绝对占有，确保了其在智库相关领域研究的核心竞争力。

　　1.1.2 持续积累充足的信息资源 智库的战略性调整是常态，无论智库多么权威和具有影响力，为了使各项研究始终处于前沿位置，都需要经常根据社会发展变化不断作出适应性反应，不断面对新领域、新课题。随之智库战略性调整，智库需不断关注、搜集新历史事件的档案和资料。这些日积月累而成的财富能够帮助智库的研究人员看到一般人所难以看到的“真相”，是开展具体调研之前的重要文献依据[6]。在这一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智库非美国的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简称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莫属。胡佛研究所最早称作“胡佛战争图书馆”，是美国第31届总统赫伯特·克拉克·胡佛为了收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资料和文件而创立[7]。“胡佛”为了不断面对新历史事件的研究需要，持续收集积累相关文献档案资料。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甚至不惜承担巨大的政治和安全风险。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全世界的智库中只有“胡佛”派人到华沙收集了波兰政府乃至整个东欧的一手资料。1991年苏联解体时“胡佛”用微缩胶卷的形式保存了大量苏共档案。伊拉克战争期间，“胡佛”又将其敏锐的触角伸向战乱中的伊拉克，获得了来自伊拉克纪念基金会的资料。目前，“胡佛”拥有9个图书馆、160万册藏书、6万个微型胶卷和2.5万种期刊，共约4000万件的珍贵档案，这些档案和资料成为胡佛研究所不可或缺的资源保障[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