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学》第一卷第2章，亚里士多德提出：城邦就自然而言“先于”家庭和个人。这个关于“政治优先性”的简短命题是亚氏政治哲学的核心主张，它指出政治共同体对于实现人类美好生活的不可或缺的意义。然而，亚氏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坚持城邦之于家庭和个人的优先性，至今仍存歧义纷争。从亚氏政治学说的历史语境可看出，其政治优先性命题所针对的其实是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盛行于雅典知识文化界的智者思潮。亚氏的辩护者虽准确地辨析了他所捍卫的古典政治权威的性质，但都忽视了政治优先性命题所预设的形而上学架构。由于亚氏政治哲学强烈的现实关切和他的哲学体系融贯人性与自然的整全视野，唯有将政治优先性命题置于古希腊政治现实所面对的智者挑战的背景之中，同时置于亚氏“形质论”的形而上概念体系之中，才能真正把握该命题的实质意涵和理论深度。

　　　“自然与习俗之争”：智者思潮与柏拉图的诊断

　　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盛行于古希腊社会的“自然—习俗之争”中，智者的立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派：习俗主义和自然主义。前者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其著名的相对主义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翻译成政治语言就是“习俗是正义的尺度”。后者以安提丰为代表，主张“食色性也”，认为正义是对于人性的压抑，强调人的自然本性应该从政治习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表面上，两派智者的立场针锋相对，一派尊重、另一派反叛城邦的权威。但事实上，普罗泰戈拉式的习俗主义者虽然尊重政治共同体的秩序，但并不持有对于任何特定城邦的忠诚，仅仅表现出对于习俗礼法的外在顺从，以保证在不同城邦间安全游走。而他们所兜售的以修辞术为核心的技艺，事实上培育和强化了人性中突破传统权威和习俗秩序的自然力量。相比之下，安提丰式的自然主义者以更加显露的方式揭示了智者思想深层的内在统一性，即认为在自然人性和习俗之间存在根本的冲突，前者要么外在地屈从于后者、要么坚持自身的诉求而抗拒后者的规范。

　　古典政治哲学所面对的古希腊现实呈现为传统社会礼崩乐坏、智者思潮占据主导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是对这一现实情形的反思和批判。不过，柏拉图的诊断并未停留在政治哲学层面。在《法律篇》第十卷，借雅典陌生人之口，柏拉图重构了一个从自然哲学到政治哲学的“败坏的思想史”：智者的政治虚无主义，最终根源于前苏格拉底哲学对于宇宙秩序的颠覆。柏拉图指责前苏格拉底哲学颠倒了技艺和自然的次序，认为宇宙秩序是自然力量的机械性后果，而非出于神圣技艺的设计。由于政治从根本上讲是一门安排人性的技艺，智者对于政治习俗的批判和对于自然人性的张扬，实则继承和转化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对于技艺的贬低和对于自然的崇拜。基于上述两个层面的诊断，柏拉图先是在《理想国》中对于智者的政治虚无主义提出了总体性的批判，继而在《蒂迈欧篇》中建构了一套从神圣技艺出发理解自然秩序的宇宙论，从而批驳了前苏格拉底哲学的自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