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周恩来逝世40周年，同时也是宋庆龄逝世35周年，他们二人都为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建设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从艰难的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的建设时期，宋庆龄都把周恩来及其夫人邓颖超当做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最知心的同志和挚友，而周恩来、邓颖超也非常尊重宋庆龄，称其为“国之瑰宝”。

　　宋庆龄与周恩来的友谊始于上世纪20年代，“(上世纪)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无限悲痛的宋庆龄坚定不移地捍卫和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积极投身于大革命之中。1927年8月20日，为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并实现孙中山要她代表其访问苏联的遗愿，宋庆龄决定赴莫斯科。在她发表的声明中，不仅指出“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而且还赞扬“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

　　这正是在以后漫长艰辛的革命斗争岁月里，宋庆龄坚信和依靠中国共产党，并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密切合作的思想基础。

　　“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

　　上世纪30年代，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宋庆龄处境十分困难。国民党特务对她的监视很严密，但她无所畏惧，仍坚持斗争，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还曾设法帮助恢复地下党电台与中共中央的联系。这期间最使她难忘的是与周恩来的会见。

　　1936年春天，宋庆龄应美国记者斯诺去陕北访问的请求，给周恩来写了信，通过地下党组织，由王牧师(即董健吾)送到陕北瓦窑堡的中共中央。由于宋庆龄的协助，斯诺完成了历史性的陕北采访，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首次让世界人民了解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而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铁蹄正步步紧逼，宋庆龄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人去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时，打算去看望宋庆龄。

　　当地下党组织把这一消息转告宋庆龄时，她非常兴奋。因为这十年间，她虽然关心着中共领导人的情况，也时有书信往来，但地处南北、天各一方，同周恩来一直难得相见。当周恩来、林伯渠等人驱车来到上海莫里哀路(即香山路)29号的寓所时，宋庆龄热情地迎到了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