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渭滨先生去世已经一年了。2015年他病重住院时，我正在上海侍奉住院治疗的母亲，无暇探视，不料竟成永诀。与渭滨先生相识已有三十余年，因为先师陈旭麓教授的缘故——渭滨先生以陈老师私淑弟子谦居，我们虽然接触不多，但十分亲近。近十年来，渭滨先生受邀主持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传记项目，我才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学问和人品，受教良多。

　　清史工程于2002年启动，是当时国家投入最多、规模最大的文化项目。2004年3月，我奉总主持人戴逸教授之命加入，负责传记修纂的组织工作。此前传记组已经决定约请全国各地的专家试写一些稿件，以便搜集相关学术信息，了解工作的难点和问题。9月，稿件陆续完成，我们又约请各地另一批专家进行审读和修改，渭滨先生就在此列。

　　11月，渭滨先生的修改稿寄回，除了在原稿上改得密密麻麻的工整蝇头小字外，还另附几页说明。首先是“总体评价”，直指稿件中存在的问题，观点鲜明而尖锐：“样稿内容取舍不当，该简未简，该写未写，致使全文过于简略，仅属行状，缺乏史料价值”；“行文上下跳跃过大，难以衔接，致使读者无法理解其间之关联”；“命字措辞不够统一，口语化时有出现”；“时间概念模糊，行文中常不署年月，不合传记体例”；等等。

　　接着是说明如何修改的“修改原则”，所附一页半誊写工整的修改出处注录，详细注明修改稿增补的二十六处文字之史料出处。在我的印象中，撰写和审改这批传稿的专家大都工作认真，但如此直言不讳，条理清晰，渭滨先生可谓第一人。当时清史工程刚刚起步，传记立项工作杂事纷乱，头绪繁多，颇有应接不暇之感。渭滨先生的认真负责，既使我们对依靠专家完成艰巨任务增添了信心，也为即将全面铺开的纂修工作如何保质保量敲响了警钟。在经过数次修改，并经戴逸主任审阅后，我们于次年初编定《〈清史·传记〉编写则例（试行）》，附有传文、资料长编和考异的试写稿，供各项目组撰稿人参考。

　　按照国家规定，清史纂修工程采用项目制拨款及管理，即需要将所撰写的内容分解为若干个项目，以公开招标或评议委托的方式确定主持人，并签订详细的合同。据此，清史传记初分为三十个项目，其中一半为各个朝代的重要政治、军事人物，一半为在其他领域有重要事迹和贡献的各行各业人物。每个项目多则二百余人，少则亦有六七十人，在三至四年内完成，所以需要由主持人组织一个团队。2005年2月7日上午，我受命专程赴上海七宝宝隆新村渭滨先生的寓所，委托他出任“清史·传记·光绪（上）”项目主持人。

　　渭滨先生表示能够参与清史纂修工程非常高兴，人物传记也是他愿意做的事情，但也表示了一些顾虑，主要是身有腿疾，影响出门活动；已经退休，利用学校资源不便；时间紧任务重，一百多篇稿子需要负责，工作负担太大，等等。经过商量，最后他还是欣然接受了委托。

　　是年3月，清史编委会确认渭滨先生为这个项目的主持人，4月签订合同。渭滨先生在月底前已经组织起团队，成员主要有戴鞍钢、谢世诚、王立诚、邵雍、廖大伟等，另外特聘了姜鸣等人，均为年富力强的第一线中青年学者。根据传记组提供的工作名单，他们在5月4日和6月12日分别召开两次会议，研究入传名单的增删调整，确定初步分工及各传篇幅等级等等事宜。6月17日，“清史·传记·光绪（上）”第一次工作会议在上海举行，他们团队成员悉数到场，我和编委会传记组的几名专家也出席了。会议讨论了人物名单调整和具体分工，进展顺利。渭滨先生就是这样，严谨细心，责任感强，讲效率，重然诺，开始时可能会让人感到有点絮烦，一旦承诺，就可以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