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有一次把语言称为“存在的房子”。这样的话,好像人学的语言越多,就可以住越多不同的房子。如果他的语言受伤,那么他就无家可归。

　　“二战”后的德语充斥着纳粹意识

　　“二战”后,德国百分之七十的城市被完全破坏了,人没有地方住。比如我们家,四个人还有一条大狗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只有20平方米吧。我们跟不少人合住的房屋已经有500年的历史,是泥土与木头做的。这个木架房屋现在还在,在策勒(celle),我的故乡,1967年我祖母搬出去后,它变成了博物馆——它有好多故事。

　　德国大部分城市被破坏了,这不一定是我们当时最大的问题。我们最深刻的困境也许在于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母语在所谓的“1000年的国度”(1933-1945年)受伤了,12年间变成了纳粹意识状态的语言。

　　德国当代最红的社会科学家哈贝马斯是在波恩大学拿的哲学博士学位。他原本想留下来,一边教哲学一边写教授论文。不过读完博士以后,他有两个可怕的发现。一是他的导师罗特哈克尔原来是纳粹分子。另一个是哲学家海德格尔上世纪50年代初又出版了他在纳粹时代出的书。

　　海德格尔与纳粹党合作过,不过他的一个学生最近告诉我,他没有帮助过纳粹分子,相反他也保护犹太人——我希望是这样。但是几年前哈贝马斯来波恩大学作报告时,他不这样认为。他回顾自己读博士时,看海德格尔新出版的书的前言,发现到处都是纳粹的行话。这使得哈贝马斯离开哲学转到社会科学研究上来。

　　海德格尔是太笨,还是一个可怕的老实人?他还在世时要求他的全集出版后,也应该给读者看他所谓的“黑色笔记”。这些日记的语言很明显是第三帝国的。

　　“文革”语言好像还没有消失

　　当代学术界把人与作品分得很清楚。无论如何,连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们也会有语言上的问题,在这方面海德格尔不是个例。“二战”后,德国人开始重新学习德语。

　　19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海因里希·伯尔“二战”后,提出废墟文学的口号。为了在德国的废墟上写文学作品,他决定先翻译美国当代小说。为什么呢?他想通过外文和国外著作,了解语言是什么、写作应该怎样。北岛向伯尔学过,这个诗人也老说在大陆“文革”语言好像还没有消失,因此中国作家应该重新学中文。很可惜,也很奇怪,他是对的。

　　去年8月份,香港发表了一篇骂我的文章。作者是一个上世纪80年代有名的评论家,我很重视他。原来我们是同事,在岭南大学一块儿上过课。他批判我,我无所谓,我不在乎,我也没有回应。他的文章在大陆发表后,我没有看。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首先,他是一个老人,我们应该尊重老年人。更重要的是,诗人欧阳江河来电话告诉我,不应该看这个老头儿的“毒喷”,因为全是“文革”语言。我吃了一惊,怎么可能呢?这位批评家原来不是非常进步的吗?怎么可能会在语言上回到“文革”呢?我问我汕头大学的学生我要不要看,也问我北外的学生,他们的口气都一样,老师别看。我相信我的中国学生,所以没有看。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么一个问题。“文革”已经过去快40年了,怎么可能连大家认同的中国文人也还是离不开当时的语言呢?如果连他们也应该重新学好中文,哪一个中国当代作家不需要呢?

　　中国的语言赶得上社会的发展吗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说过,除了我们的语言,我们什么都没有。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老提到我们受伤的生命,好像受伤的语言与受伤的生命是分不开的。如果要救救我们的生命,首先救救我们的语言吧。怎么救呢?也可能还是通过翻译。

　　我们翻译语言,语言不是工具,而是内容,好的语言给我们带来对美丽生命的渴望,让我们多做梦,也包括中国梦在内。

　　“二战”后的德国是幸运的,因为国内、国外到处都有“语言警察”。如果我们说错的话,国内的知识分子会站起来,国外的犹太人会提醒我们。这样,我们语言上的毛病越来越少。但是还会有,不过,因为我们想全部摆脱我们可怕的过去,因此人家耐心地等我们全面改过来。

　　北岛早期有这么一行诗:回来,我们重建家园。

　　现在中国一些地方建设高楼住,建地铁出行,建高铁旅行。但是他们的语言赶得上社会的发展吗?

　　从郭敬明们来看,中国已经从伟大的时代进入了“小时代”。也不错,因为谦虚一点。可是,小时代会有好的中文吗?从中国当代诗人来看是有的。但是谁都知道他们的读者主要在国外,不一定在中国。也好,这样好的中文不会沉没,外国的译者会保存它,也包括我在内。我每天翻译王家新等诗人的作品,重新学德语,治好我受伤的生命。

　　(本文作者为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德语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