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我国学界要求将“国家通用语言”简称为“国语”的呼声十分强烈，但也有以钮葆和曹得和先生为代表的反对者。“普通话”当年受青睐是因为被视为劳苦大众的语言以及去“国”化趋势使然，有着浓厚的时代色彩。当前在民族国家构建的宏大叙事中，应重新启用“国语”这一简称以形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国人的共同国家认同。此举也我国公民教育的落实及汉语雅化导向的确立。语文课程名称亦应相应改变。

　　关键词：国家通用语言；国语；普通话；语文；国家认同；公民教育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要求把“国家通用语言”简称为“国语”的呼声十分强烈，但2005年后，更名呼声渐弱。2005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许世铨先生与其他10位委员向全国政协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在官方文件中改称“普通话”为“国语”，将“小学语文”回称为“国语”（《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提案第3785号》，以下称《提案》）。《提案》陈述理由合理，但因为文体所限等原因，未能提供详实的学理论据，在当时并未让许多人信服。2005年后，反对更名之声反拨，其中钮葆先生的《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中不可以把“普通话”改称“国语”》（以下简称“钮文”）和曹德和教授的《〈语言文字法〉拒绝“国语”名称的原因和合理性──从“国语”好还是“普通话”好的争论说起》（下称“曹文”）颇具代表性。笔者近日研读二文，发现二文在一些论述上有着似是而非之嫌，故尝试拨开笼罩在“国语”和“普通话”两个名称之上的历史迷雾。

　　一、国家观念的话语反映——民国时期的“国”字化

　　在社会巨变中，语言问题往往是重大的政治文化问题。如果把“国语”与其他“国”字头语词放在一起考察，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些词从产生到被广泛应用再到后来一度成为话语禁忌的时代原因。

　　清末民初，国门大开，面对外来文化冲击，国人亟需整理本国文化遗产以重构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在比对和反证中，与“西方”之“西”相对的“国”字就成了国人对中华文化身份自认的重要标识，并由此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国字号”社会文化运动，一时间，“国语”“国文”“国学”“国医”“国画”“国乐”“国剧”“国术”“国故”“国父”“国民”“国族”等“国”字属词汇，成为了国人对世纪初国家政治文化共同体想象的重要元素。1923年1月顾实指出：“迩来国家观念普及于人，……种种冠以‘国’字之一类名词，复触目皆是。”最典型的例子是“国族”，这个词的产生本身就在于强调对民族共和一体的认同。“国语”一词在当时受到青睐，亦在于以国民通用语言建构为其旨的“语言统一”运动，有着维护国家统一及促进教育普及之效。彼时其他的“国字头”热词也都与民族身份自认相关。

　　国乐 1921年，刘天华首创“国乐研究会”。1927年，在蔡元培和赵元任等人支持下，北大率先成立“国乐改进社”，意在使中华传统音乐得以继承与创新。

　　国剧 该词源于上世纪20年代的“国剧运动”。1931年，齐如山、梅兰芳等成立“北平国剧学会”，创办了“国剧传习所”和《国剧画报》。“国剧”为民国大员称赏，盖因其“不但具有启振移风易俗之功能,抑亦有明辨忠奸、表彰因果,与夫发扬固有伦理道德思想的传统精神……甚至对国际宣传,也有莫大的助力” 。

　　国医 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中医存废之争中，中医界以“国医的责任”在于“保存国脉”据理力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设立中央国医馆的决议。

　　国术 1927年，张之江、蔡元培、李烈钧等向国民政府申请改“武术”为“国术”，强调武术的民族性和健体强国的功能，并在次年正式成立“中央国术馆体育传习所”。“国术”一词遂流行开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民国初年的执政者出于民族国家话语建构的政治文化考量，对“国”字头名称的认定促成了“国”字头语族的兴盛。当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搞一党独裁，言必称“党国”，可谓以“党”祸“国”。随着1949年因专制腐败和发动内战而失去民心的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崩溃，“国”字头语词家族也遭受了殃及。这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