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达主义艺术运动与爱因斯坦对宇宙与时间的思考、弗洛伊德对人类潜意识的研究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一起，扭转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

　　达达主义1916年起源于苏黎世伏尔泰酒馆（CabaretVoltaire），在包括柏林、巴黎、纽约在内的全球多个城市几乎同时兴起。它寿命不长，影响却极为深远，足以写成半部二战之后的文化史。如果没有达达主义运动，今天的许多艺术形式都不会出现。

　　伏尔泰酒馆位于苏黎世老城中被称作“下村”的尼德道尔夫区域镜子胡同一号。那里属于传统的消费和娱乐区域，合法的红灯区也蜷缩其间。今天，那里是造访苏黎世的游客必到之地。苏黎世的城市地标——双塔高耸的格罗斯大教堂，就在酒馆的不远处。然而，伏尔泰酒馆非常低调，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每次来到苏黎世，都会 路过这家酒馆，但直到两年前，才意识到它就是达达主义的起源地。那一次，我打算进去喝一杯，但里面挤满了忙着倾诉与亲吻的年轻人，没有一个空位。那些年轻 人干净而礼貌，与我对达达主义的印象形成极大落差。

　　一百年前，这处斜坡上的酒馆，见证了无数醉醺醺的诗人、艺术家和野心勃勃的革命者的身影。他们即将改变世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非瑞士国民，而是人类理性的最新产物——被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炮弹驱逐至此，中立的瑞士吸引并容留了他们，一如德法双籍的诗人及艺术家汉斯·让·阿尔普所说：“出于对1914年世界战争无谓杀戮的厌恶，我们 在苏黎世献身于艺术。当枪声在远方发出持续而低沉的隆隆声时，我们竭尽全力唱歌、绘画、拼图、写诗。我们在寻求一种基于基本原则的艺术来治疗时代的疯狂， 寻找一种可以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恢复平衡的事物的新秩序。”

　　虽然并非所有苏黎世的流亡者都像阿尔普一样积极乐观，认为可以寻找到一种新秩序， 甚至艺术可以重新被发明，成为混乱多变的20世纪的新宗教，但艺术家的确因为厌恶战争而正在发明一种全新的运动。1916年2月5日，德国诗人及理论家雨 果·巴尔和他的女友艾米·亨宁斯，以慕尼黑和柏林的酒馆为原型，开出了这家与法国启蒙运动旗手伏尔泰同名的酒馆。酒馆内设一个小舞台、一架钢琴，以及供约 50人就座的桌椅。每当夜幕降临，这里便轮番上演街头歌谣、“黑人舞蹈”、诗歌朗诵等各式各样体现“现代情感”（人们在享受欢愉的同时也感到灾难迫在眉 睫，生活支离破碎，失去了传统秩序的统一性与连续性）的节目，观演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空隙，观者经常对演者报之以嘲弄，演者则以噪音相对抗。艺术家声称自己 部分地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心灵动荡，释放出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心神不宁的力量。

　　经常出没于伏尔泰酒馆的诗人和艺术家们，除了汉斯· 让·阿尔普——他在此展览依据“机会定律”（类似于借助《易经》打卦，旨在发现混乱无序的自然模式与艺术的内在模式之间的交互作用）拼贴而成的极简作品 ——以及他的女友，瑞士纺织设计师兼舞蹈家索菲亚·陶贝尔，她的头像将在数十年后被印制在50瑞士法郎的纸币上，创造出这一艺术流派的“作品”销量纪录， 还包括罗马尼亚诗人特里斯坦·查拉、罗马尼亚艺术家马塞尔·杨科、德国诗人理查德·许尔森贝克、德国作家瓦尔特·塞纳、德国实验派电影制片人汉斯·李希 特、瑞典实验派电影制片人维金·埃格林等。当时，他们最希望做的事，就是挑衅并颠覆以往的艺术观念，因为他们对人类的理性提出了质疑，比如汉斯/让·阿尔 普，他在创作中转而寻求人类理性之外的“机遇”，而且，在他们眼中，传统艺术已经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严重侵蚀，油画和雕塑成为了闺房之中无聊的摆设，所以 他们选用廉价的纸张或是随处可见的现成品，组合出新的结构，专注于表达观念，丝毫也不考虑作品的销路问题。在马塞尔·杨科的一幅原作业已遗失的绘画《伏尔 泰酒馆》中，我们可以看到舞台上方悬挂着非洲面具。对于传统欧洲艺术家来说，那是一个他者的符号，伏尔泰酒馆的艺术家平等看待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现象，并 借此表达着对现代战争的根源——民族主义的厌恶。他们多半深深认同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认同于艺术首先要解决普遍的人性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与默契，酒馆开业两个月之后，“达达”这一自我命名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