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面对中国在国际话语格局中出现的“认知落差”，客观上需要加强国际话语权建设。这里的“认知落差”已经不同于历史深处的“挨打”和“挨饿”问题，而是指向一种“挨骂”问题。面对全球争议，西方声音依然主导了争议的宣认方式与诠释体系。显然，强化中国声音在全球场域中的传播力、公信力和感召力，成为回应“挨骂”问题必须正面审视的话语创新命题。话语创新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框架创新，尤其是有助于“阐释中国特色”的认知框架的生产与输出，进而在“认同的政治”维度上实现对全球公共议题的有效设置与话语引导。

　　这里所谓的框架，是人为构造并加以组织化和系统化的心理结构。人们之所以按照特定的理解方式来把握世界，往往是特定框架作用的结果。美国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在《别想那只大象》中提到，掌握话语权的两大核心利器是隐喻和框架。隐喻对应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强调借用普遍共享的认知系统来置换或代替另一种认知系统；框架对应的是一套逻辑语言，本质上指向特定话语规约下的理解方式和领悟模式。由于话语是一套共享的把握世界的陈述体系，其特点就是致力于将既定的现实合法化。当话语以一种排他性的方式尝试对事物的属性和意义进行描述与界定时，实际上已经悄无声息地激活、挪用或再造了一定的框架体系。因此，话语合法性的建构，必然伴随着对特定框架的生产实践，最终“以框架的方式”影响并塑造人们的理解方式。

　　在国际话语场域中，框架意味着我们把握争议的一套诠释体系。话语冲突的本质体现为框架冲突，而话语争夺的重要途径就是框架争夺。当前中国在全球舆论场中依旧处于“他塑”而非“自塑”的尴尬地位，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受制于西方框架的束缚与压制，尤其是失去了对争议的宣认能力。在“争议宣认”实践中，框架确立了我们理解争议的底层语言，同时也铺设了诠释行为发生的游戏规则和编码法则，因而发挥着元语言的功能和角色。今天所说的重构国际舆论场的游戏规则，其中一个必须面对的话语使命就是框架创新，也就是突破西方话语在争议面前的解释体系，而在“争议宣认”实践中掌握主动权，即赋予争议认知一种新的理解方式和领悟模式。

　　早在古希腊时期，赫尔玛格拉斯就将“争议宣认”推向了“修辞发明”的重要位置，并在其“争议点理论”中提出了四种影响深远的“争议宣认”方式——“事实宣认”、“定义宣认”、“品质宣认”和“程序宣认”。具体来说，“事实宣认”强调在客观存在的事实与证据维度上对事物进行认定，“定义宣认”强调对事物的本质属性进行界定，“品质宣认”强调对可能影响人们观点和判断的其他相关因素进行鉴定，“程序宣认”强调对裁决过程中的标准是否适用、程序是否合法、权责是否明晰等问题进行判定。概括来说，四种“争议宣认”方式意味着我们认识和把握争议的四种领悟模式，而话语权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争议点”的确立，如果公共议题中的核心“争议点”不明确，那话语实践必然陷入永不停息的流动状态，而这恰恰不利于话语合法性的建构。

　　当前“争议点理论”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赫尔玛格拉斯预设的四种“争议宣认”方式，而呈现出更为多元的框架范畴。在对外传播实践中，我们必须根据争议本身的特征、状态与属性来选择恰当的框架形态。

　　话语权建设的重之中重就是对框架的生产实践。面对来自西方庞大而固执的认知偏见，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客观上需要我们在这些“敏感议题”上进行框架创新，也就是在知识维度上赋予这些“敏感议题”一种新的理解框架及意义体系。比如，面对西方世界的民主话语，中国需要提出并生产出一套新的话语范畴，也就是提供一套理解并评价政治体制的新的认知框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提升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研究”（15ZDA042）成果）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