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新理解新闻

　　王辰瑶(▲)：黄老师，我看您近期写的好几篇论文都跟新闻传播学科的重建有关，国外学者近年来也特别喜欢用rebuilding、rethinking这样的词来谈论新闻业，都有点儿“颠覆式创新”的意思。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今天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我们其实很有必要去思考或者说反思我们对于“新闻”的理解？现在好像有两种相反的力在“拉扯”着这个概念，一种是让它更大，新闻变成了遍在的、弥散的新闻；一种力是让它收缩，希望新闻业退回到一种比较纯粹的状态，比如调查性新闻。对这样的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黄旦(●)：我最近写了一篇纪念宁树藩老师的文章(《千教万教教人学真》，《新闻记者》2016年第4期)。宁老师在最后的岁月中，把很多精力放在重新厘定新闻的定义上。他提出一个是“本义新闻学”，也就是抽象地理解新闻这个概念；一个是“广义新闻学”，他认为是各种各样的媒介实践，这里面就会牵涉到比如广告的问题、评论的问题等等。

　　是否有一个本质的始终不变的“新闻”？目前无论是说“新闻”这个概念变大还是变小，都意味着有一个或曾经有一个不变的“新闻”在那里，这就把时空关系抽掉了。比如我们的新闻学教材，包括我自己那本《新闻传播学》在内，把从史前的和报纸产生以来的所有，都用一个不言自明的“新闻”贯穿一起，这是否合适？比如现在有人从新闻生产角度讨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这是一个不错的问题，但最后说是新媒体不会取代传统媒体，因为社会总是需要“新闻”，这真是可惜了。这样一来，就把自己原先的问题给取消了。好像本来是要讨论西医进来后中医怎么办的问题，最后结论是社会上总是有病人的，就偏离了问题本身。

　　如果说新闻是社会不能少的，也要界定一下说的是哪个“新闻”，是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还是原始社会的新闻，还是本来就和大众传播新闻生产同时并存的“街谈巷议”？我之前在一篇文章中说的“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参见《对传播研究的反思》，《新闻记者》2014年第12期)。要分辨特殊性，什么庙，什么和尚，是大相国寺的鲁智深，还是在石秀手下丧命的报恩寺裴如海。新闻传播研究中大量的都是常识性讨论，看上去用了一个又一个术语概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都落在常识层面，也就是一般逻辑推演所得出的人人皆知的道理。所以，我总觉得，现在要讨论新闻，首先需要明确语境，即讨论的是什么“新闻”。舒德森的“Discovering the news”揭示了现代“新闻”的来源，我们今天是沿着他那个“新闻”继续，当成一个一成不变的“本质”，还是需要另外打开视野，比如今天是否又在重新进入“Discovering the news”的时代？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