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界，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衰落和边缘化由来已久。这种困境的产生，通常归咎于20世纪下半叶的技术主义冲击所致的经济思想史教学和研究的相对价值骤降、机会成本日增。无疑，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衰落与这种“外部冲击”密切相关，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该局面的形成也与该学科本身的“内在缺陷”息息相关。

　　首先，经济思想史学科缺乏对经济思想史的历史考察。无论是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发展，还是就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演变，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都远远滞后于一般历史乃至科学史学科。作为一种历史研究，对经济思想史学科自身的考察是对历史上经济思想史实际上是如何开展教学和研究的经验分析，是对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起源和发展、独立学科的形成及演变的历史描述和分析。这种研究首先需要对史料进行搜集和整理，即对历史上的经济思想史教材和著述进行包含历史事实和事件的系统梳理。在完成此项“经济思想史文献学”基础性工作之后，还需进一步对这些经济思想史著述的作者即重要的经济思想史家（如马克思、熊彼特、布劳格和斯塔克等），以及经济思想史流派（如剑桥编史学派、美国编史学派等）的编史学思想进行专门研究。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厘清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把握经济思想史的典型史实，洞悉经济思想史的趋势动态，包括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学之间关系的演变、经济思想史与异端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确立以及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向等。

　　其次，经济思想史学科缺乏对经济思想史的理论思考。作为一种规范研究，理论思考涉及经济思想史可以以及应当如何开展研究的规范性讨论，因包含价值判断而成为经济思想史学科中充满持久性争论的话题。一方面，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关于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功用和价值这一基本问题，迄今未得出一致结论。这一问题的悬而未决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思想史的学科身份不明和研究策略失当。近些年接连在澳大利亚和欧洲上演的关乎经济思想史学科命运的所谓“分类大战”，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争论，便是经济思想史从业者深陷“身份危机”的鲜明写照。该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思想史如何在“历史”与“经济学”之间、“求真”与“致用”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和“某种必要的张力”。另一方面，现有经济思想史研究关于经济思想史观和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讨论同样尚未形成共识。既有争论通常主要围绕各种二元对立展开，譬如“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或“辉格史观”与“反辉格史观”之间的史观对立，以及“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之间的研究方法论对立。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所隐含的辉格史观和理性重建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思想史学科日渐衰微的主要原因。

　　最后，经济思想史学科缺乏对经济思想史的实践检视。实践检视着眼于经济思想史家的具体行为和实践，主要关注经济思想史家所遵循的编史进路、路线和纲领，以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技术，重点研究经济学的发展对于经济思想史实践所产生的具体冲击和影响，以及经济思想史研究进路和方法的演变及其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影响。经济学自20世纪下半叶所出现的数学化、模型化和经验主义转向，对经济思想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不仅需要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还需研究现代经济学家生产和传播这些知识的行为和实践。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秉持着眼于“思想”史的“内史主义”路线，考察单个著名经济学家经济理论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以及与竞争性理论的对比。这种思想驱动的传统研究进路，在近些年出现了实践转向，被新兴的“建构主义”进路所取代。这种着眼于“实践”史的研究进路，将经济学视作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立足于经济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着重考察各种学术共同体内外的知识生产方式、制度结构、知识传播过程及其影响。受研究路线转向的影响，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也由传统单一的文本诠释方法，转向档案研究、文献计量研究和行动者网络分析等新兴方法。这些新的进路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和科学计量学等其他学科领域，一方面因开辟了新的研究机会和议题而拓展了经济思想史的范围和影响，另一方面却因其他学科领域（科学史、知识史、社会学、经济史、文化史、政治学等）的加入而使传统经济思想史面临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