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本意为嘲讽新月派与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孰料这一讽喻时事、有感而发的观点竟在传播中异化。有人提出魏晋有所谓“人的觉醒”，并把魏晋时期“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结合起来，“魏晋文学自觉说”在学界影响愈加广泛。实则不同于18世纪末以来西方流行的“纯文学”观念，中国古代文学自产生就自觉担负起传承道义的社会教化重任，“魏晋文学自觉说”乃至“文学的自觉”并不适宜用来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正如程水金教授所说，“文学的自觉”成立的前提是有一个亘古不变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概念，实际上这一概念并不存在。《周易·贲》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孔门四科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此处文学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礼记·经解》载孔子对六经教化作用的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六经实乃文学之渊府。宋孙复《答张洞书》认为六经皆文，“总而谓之经者，以其终于孔子之手，尊而异之尔，斯圣人之文也”。《四库提要》说：“文本于经之论，千古不易。”中国文学开始于六经，六经之文，是体现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道之文”。

　　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虽然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新的文体也不断涌现，但正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说：“文本同而末异。”言志载道的传统是“本”，具体文体和文辞的变化是“末”，根本点并没有发生过动摇。近代大儒马一浮游历欧美，通晓多国文字，于中西学术无所不通，抗战时期在四川乐山建复性书院，目的即在恢复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复性书院学规》规定弟子修习之文，不仅仅是西方近代以来所谓的“文学”，“不是指文辞为文，亦不限以典籍为文，凡天地间一切事相皆文也，……《论语》朱注曰：‘道之显者谓之文。’”即强调要恢复一切关乎文明教化之著述与行为统称文学的传统。

　　近代以前，中国文人的主要学习及研究对象是经史、诸子、辞赋等著作，但20世纪以来，中国受西方文学观念尤其是19世纪初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的影响，认为文学的特质为抒情性、形象性与典型性。照此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如六经、诸子就不是文学，至多含有文学因素，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更侧重符合西洋近代文学分类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种类的研究，这种现象限制了学者研究的范围，破坏了中国文学历时三千年的完整性和包容道统价值的深刻性。这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观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其价值的否定。探讨中国文学史，不能背离与古代文学共生共长的学术传统，更不能失去对传统的敬畏。若将六经、诸子等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引导社会向善为终极目标的著作从中国文学史中剥离，中国文学将失去自身特色，中国文学研究将不具有完整性。正如钱穆《中国文学史概观》所言：“如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社会的现实人生也将死去最有价值的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