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晚七时多，徐松巍教授发来短信：炳良走了！ 

　　我猛然怔住，接着翻起一阵心痛，泪水忍不住盈满眼眶！ 

　　痛！痛！痛！我感到无限的痛！敬爱的朋友，你真的走了吗？我怎么能相信？我知道你一直身体不好，但是，我怎么会相信你会离开朋友，离开你深爱的学术？ 

　　悲痛良久，我走向书架，把他送我的书一本本取下来，放到书桌上，翻看着他的签名，感受着他的学问，仿佛再次与老朋友饮着茶，聊着天！ 

　　《章实斋与邵二云》是他送我的最后一本书。那是2013年末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部力作。某次，在北师大开会，他遇见我，淡淡地说：书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的一本，一直给你留着，想着见面时送给你。 

　　淡淡的话语，饱含着朋友的情谊！我知道，他是要把书亲自送到我手里，而不愿意让什么人捎给我。我注意到，他拎的包里，只有一本书，那是送给我的！ 

　　那时，我已经知道他患病。但是，我故意不触碰这个话题。而且，除了喉咙略沙哑外，我感觉他气色非常好，根本看不出患病的样子！他还是那样文雅，那样淡然，那样神清气定，在整个会场上，保持着学人的尊严与淡定，而我的心却总是离开会场，移向他的座位。 

　　几年来，我总是惦念着他的病，盼望他好起来，也毫不怀疑他一定会好起来。但是，我并不直接向他询问病情，而是从张越教授、徐松巍教授那里探听一二。得到他的好消息，我打心里高兴，为他祈福！听到不那么好的消息，我的心就收紧、难受，相信他会挺过去，继续与朋友们谈天说地。 

　　然而，炳良还是走了！ 

　　多么好的人呀，居然就这样走了！ 

　　他与我同岁，似乎还比我小两个月。患病前，他身体一向很好，但不知怎么的，倏然就检查出了病。那时，我得到消息，虽然很担心难过，但依然相信，依他的身体素质，一定会无大碍的。 

　　炳良是至性之人!他耿直，善良！对朋友，至诚极了！2002年夏，余归国。时瞿林东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工作，炳良、张越襄助，盛极一时。他们定期举办国际会议，也邀我与会。余至，会务人员告知没有安排住宿房间，我毫未介意，即返家。他竟然循路追赶，将我唤回。时值晚间，半轮皎月，树影婆娑。每念及此，常想，他是萧何，而余则一小小的副研究员，何德当此？ 

　　在我做一个小小的副研究员的时候，真正的好朋友，从没有小瞧我。上海的朱政惠教授是一位，北京的罗炳良教授是一位。他们两位都去世了，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2002年夏之后，我与炳良几位北京的朋友，每年都要见上几面。或者在会议上，或者在相约的席间。我们谈天说地，说文论史，无话不谈，但总起来看，炳良的话并不多。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微笑着在一边倾听。但是，我知道，他绝不是冷漠的人。在他的内心，燃烧着一团火。既是对学术的挚爱之火，也是对丑恶的痛恨之火，还有纯真学人的傲然之火！ 

　　对他，我发自内心地尊重、佩服！我把他引为至交。 

    在专门研究章学诚的一本专著中，他曾把自己的境遇与章学诚做比较，说自己“不善交际，拙于逢迎”。是的，他确实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懂巧言令色，只希望靠真学问在学界赢得尊重。但是，只要走进他的内心，你会发现，他渴望朋友，渴望理解，渴望与真正的朋友“交际”。他所不擅长的，是章学诚所说的“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为此，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但是，他几乎从不表露这种痛苦。他总是微笑着，总是勤奋地耕耘着。他走得这样早，难道与这种境遇无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