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认知在国家间关系中的重要性毋庸赘述。关于西方视角对中国形象认知的两种话语，我曾进行过哲学、文化、心理、历史和现实政治经济政策等层面的剖析和批判。这两种话语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机遇论”。

　　西方“建构”中国的几种视角

　　“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机遇论”两种话语由来已久，但随着中西关系的历史演变，其具体内容和表达形式不尽相同。比如，受政治正确的影响，已经很少有西方评论者再用“黄祸”一词来描述来自中国或者亚洲的所谓“威胁”。但恐惧中的种族主义痕迹仍然依稀可辨。当然，这种对西方的粗线条勾画不能体现西方对中国认知的嬗变和多样性。西方观察中国的视角既有“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机遇论”，也有“中国崩溃论”、“中国模式论”等。

　　之所以有这些视角的差别，主要是因为西方在对自身确定性的把握程度上存在不同。一方面，当西方在坚信自己历史轨迹的“普世性”和其经济军事实力的优越性之时，对中国的看法一般存在两个角度。一个是正面的，即所谓的“中国机遇论”：中国将是西方企业、资本、文化和思想观念大显身手、展示其“普世”价值的一个重要舞台和机遇。主张接触中国的学者和政治家多属此类。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如果我们连中国这样古老且文化迥异的国家都能赢过来，那么，还有谁我们战胜不了呢？”另一个是负面的，至少在表述上如此，即“中国崩溃论”：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西方现代模式南辕北辙，因此它终将使中国功亏一篑。其代表作者包括章家敦和沈大伟。

　　另一方面，当西方开始怀疑自己的道路和力量的绝对确定性时，也存在至少两种看待中国的视角。积极的视角是将中国看作值得效仿的对象。比如，乔舒亚·库珀·雷默的“北京共识”说。而消极的视角则是将中国道路或力量方面的强大自信看作对西方确定性的一种挑战，比如 “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示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