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恢复高考前一两年，一位姓蔡的奇人突然在杭州出名。他四十多岁，英语说得非常流利。

　　我家住浙江大学宿舍区建德村，邻居邬列幸有段时期与他略有来往，颇有点拜他为师的味道。我那时在自学英文，完全没有章法，还尝试做一点不成样子的翻译，听和说都不会。有一天，列幸突然带蔡老师来我家，我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蔡老师长得高，脸庞宽大，头发剪得很短，微有白发，牙齿已经不大齐全了，说话漏风。他穿的中山装，原来应该是蓝色的。由此看得出他生活窘迫的程度。不过他坦然自若，坐在我家旧藤椅上，打开了他英语的话匣子。蔡老师差不多是独语，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场景。

　　1977年，我常去位于杭州大学路的浙江图书馆阅览室，多次看到蔡老师也在那里查阅报刊。蔡老师微微含笑，有时我们还打个招呼。我装出急匆匆的模样，生怕他和我说英语。

　　最近才得知，蔡老师出生在上海，父亲是沪上工商业界的著名人物，小时候家里为他请了一位美国家庭女教师。或许蔡老师说英语有点像十八九世纪俄罗斯上层社会说法语。友人告诉我，他读过大学，不知是圣约翰还是复旦。这一信息帮我推断出蔡老师的大致年龄。圣约翰大学原址在上海万航渡路，离我复旦的老师丁兆敏先生家　(已拆)　不远。1952年秋，这所中国资格最老的大学停办，整个外文系转入复旦。蔡老师入学圣约翰，毕业于复旦。

　　七十年代的时候蔡老师一个人过日子，住在上城区清泰街一带，二楼独间，不算小，但是没有什么家具，地上堆了一些被褥。我记忆中蔡老师的神情，却好像从不短缺什么。用“处涸辙以犹欢”来形容他还偏俗。由此想到　《美国的民主》　一书作者托克维尔在评论冒险精神时表达的观点:贵族出生的人，反而不大会将安逸的生活和物质享受当作生活的目标，那些令奋斗中的人渴望不已的事物，他们早就见识过了。

　　某个夏天，列幸带蔡老师到建德村东边的城河里游泳，惊讶于蔡老师的泳姿　(这就和我近日听闻的消息相吻合了，蔡老师年轻时在上海喜欢打水球)。那时不少杭州人带了肥皂和毛巾，放在城河边的斜坡上，专去那里洗澡。蔡老师去游泳，也是顺便洗个澡吧。很多家庭还没有通自来水，通了也不很舍得用，省几分钱，并非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