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诗进行美学评估，裁断其高低优劣，这是从这种文体诞生以来就一直在发生着的文学行为。众所周知，中国新诗草创者是胡适，胡适之后，郭沫若、宗白华、王独清等诗人和诗评家也先后参与了诗歌标准的改编与重修工作。新时期以来，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程光炜、陈仲义、沈奇等人所参与的一些讨论，都屡屡涉及诗歌艺术考量和审美评判的内容。在我看来，新诗还处于不断发展与变化之中，其诗学可能仍处于未明状态，因此，对新诗的价值评判并不存在一个确定不移的游戏规则，随着观察视角的不同，我们对新诗做出的质量检测结果也就会有差异和变化。在此，我从三个不同的视角来谈新诗审美评判的标准和方法。

　　新诗存在的历时性与共时性

　　新诗的存在从时间的层面讲至少有两个维度：历时性维度与共时性维度，在这两个不同的维度上，对新诗做出的审美指认与价值评估是不一致的。实际上，“新诗”一词可以拆分为“新”与“诗”两个词素，“新”是这种文体的历时性要求，而“诗”则是它共时维度上的要求。对于一首诗的最终评价，必须同时参考这两个维度。

　　新诗的历时性是指每一首新诗都产生在一定的政治气候、文化语境和文学风潮之下，脱离了政治、文化与文学思潮的大背景，对这些新诗的阐释与界说就将缺失某种历史的线索和合法性依据。同时，不同时代产生的新诗作品，排列在新诗90年的历史长廊上，折射出这一文体在内容与形式的配合中所显现的发展路向与流变轨迹，这也可以看作是新诗历时性维度的重要话语指涉。只有在历时性维度上，我们才能充分理解有关“诗”与“非诗”、“格律”与“自由”、新诗的“大众化”与“小众化”等问题讨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也才能准确把握每一首诗在新诗谱系中的特定意义和历史位置。比如关于“诗”与“非诗”的分辨问题，当一系列的诗歌经典被确认之后，这样的问题很可能是一个伪问题。但在一定相对短暂的历史时期，这种问题则是极为显在的。而且，在特定环境下，探讨何为“诗”何为“非诗”，对于评判诗歌高下、指导人们阅读与写作来说，确实又不乏有效性。新诗诞生之初，胡适倡导现代诗创作的“非诗化”（“散文化”）来对抗古典诗歌的“诗”化原则，并以此建立新诗的审美规范。而在当时，人们围绕什么是“诗”什么是“非诗”的问题是争论不休的，这一方面自然体现了现代诗学观与传统诗学观的激烈冲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刚刚诞生的新诗这一文学品种的不太习惯与认可的接受心理。到了1920年代，王独清、穆木天等人从“纯诗”理念出发，极力批判早期白话诗的散文化倾向，按照穆木天的理解，诗歌应该注重“暗示”而忌讳“说明”，应该强调隐晦而不能写得太“明白”，因为“说明是散文的世界里的东西”，而“明白是概念的世界”。穆木天的这些诗学主张，在当时是有积极作用的，他一方面廓清了早期白话诗的创作流弊，提高了人们对诗歌文体特性的审美自觉，另一方面也为象征主义在中国新诗舞台的顺利登陆铺平了道路。不过，我们也应认识到，“诗”与“非诗”的界限其实一直都是相当模糊的，诗歌中所谓“诗化”与“散文化”的区分也始终只是相对的。在不同历史时代，根据人们诗歌认知水平的高下、文学接受能力的强弱以及艺术探索的阶段与层次，有关“诗”与“非诗”的区划都不尽相同。比如1980、1990年代新诗的口语化书写和叙事性成分入诗，但这些艺术探索某种程度上又的确开拓了新诗表达的审美空间，促进了新诗的发展。所以，我们只有从历时的视角，将问题还原到历史发生的特定语境中来考察，才能充分认识到它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也才能初步判定不同时期出现的诗歌达到了怎样的艺术程度，具有怎样的美学价值等。

　　强调在历史的特定语境中考察新诗的艺术成色，这只是评判其审美质量的一个方面，如果只是一味坚守这一方面，不考虑其他角度和因素，将会陷入历史相对主义的思维误区。在强调新诗历时性存在同时，我们还得重视它的共时性存在。所谓共时性存在，是指不同历史时代产生的新诗，最终接受人们按照某一审美标准所进行的审视、检阅与评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诗的共时性存在，与其说是一个时间的维度，不如说是一个空间的维度，是对不同历史时期生成的诗歌作品作等量齐观的特定场域。我们不否认每一首新诗的诞生都源于某个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氛围，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既然新诗是一种文学体裁，是一种审美表达图式，就应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评价尺度和估衡标准。

　　新诗存在的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维度，决定了我们评判新诗时必须要从两个方面来权衡与考虑，既要从审美的角度来分析诗歌的艺术质地，又要参考诗歌产生的历史语境，坚持审美、历史的综合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