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耕三十年。

　　先时搞文学创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还算赶上个文学辉煌的尾巴，稿酬对我的学业、我家粗简的日子还是帮过不小忙的。大概到了新世纪开始没几年，我就转向写评论了，稿酬时有时无，也就不再在意，守住不交版面费的底线就成了。收发室的老兄，经常斜一眼汇款单说：“要是后面再多一两个零就好啦。”无妨，手上拿着这样一支注定不赚钱的笔，我早就认命了。

　　恒宝在电话里说了几次：“我这儿有两瓶酒给你，方便时送过去。”我说：“我喝酒昏迷，早都滴酒不沾了，你自己留着喝吧。”他说：“这怎么行，必须给你。”后来他又提起，我实在拗不过，就约在一个地方。我也带了礼物给他，礼尚往来，不能平白收他的东西。见了面，他才告诉我，东西不是他的，他是帮人捎的。是外地一位老先生，读了我写的汪曾祺，觉得特别对脾气，得知恒宝认识我，就让他一定把东西带给我，是地产酒和几样山特产品。老先生嘱咐恒宝见到我时不必说出他的名字。

　　多年研读汪曾祺，我的确沾了汪先生许多光。去扬州、高邮，受到了汪先生家乡人的格外礼遇，待我如远方到来的亲人。我的心里始终热热的难以平静。这几年，我曾应邀在国内多地作汪曾祺文学研究主题的讲座，现在手上又积了多份邀请，大家的感情当然是冲着汪曾祺来的。

　　某次，我的《汪曾祺论》获了一个奖，其中一位本不相识的评委，在奖项公布后，一番辗转终于找到我。他说，整本书他都认真读了，一字不落。他喜欢书里这种真诚老实的学术态度，说这才是最宝贵的心灵响应。很快，我们成了忘年的朋友。

　　而我本人，如今也能把先前难以放下的好多尘杂放下了，这些与汪先生“不争”的文学精神与艺术禀赋对我的持续浸润、灌溉是大有关系的。感谢汪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