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我就像一块干燥的泥土，被祖父扬起的锄头重重一击后就彻底溃散了，怎么也聚不成团了。时间长了，那些泥土似乎不再是泥土，而是变成了一群蜂，它们在我的内心左冲右突，总想找到一个缺口飞出去。虽然我多么希望泥土抟成团，那样让我感觉沉实；也希望那群蜂飞出去，到属于它们的天空和花朵那儿去。而我无法控制这种混乱的局面，就像一个懦弱的指挥官，无可奈何地面对两军混战。我不得不忍受泥土的硌痛和蜂的乱蜇。我明白，我是缺少了一点“水”，或者是缺少了一扇窗户。

　　这种混乱也许是与生俱来的，我无法拒绝。我只有裹挟着它，怀抱着它，缓缓前行，就像谁也无法逃离生活而存在。我从事过很多职业，种过田、挖过矿、教过书，做过报社记者、杂志编辑，在小县城是一名公务员，在南方是一名打工仔。我坚持用一双手做事，两只耳朵聆听，三只眼睛看世界。我不想做一个同生活擦肩而过的过客。我回避不了柴米油盐酱醋茶。我是负荆的樵者，不是撑竹筏的人，也不是坐游艇的人。这都是真实的生活，我不是观众、不是演员，而是真正的角色。我是在做一个人，而不是在表演生活中的我。

　　我常常怀疑，自己是否停留在生活的表面。我观察到的，聆听到的，都只是冰山一角。我有理由怀疑自己，也有理由否定自己。我总想不断地深入，有时是从记忆中挖掘，有时是从现实中去发现。记忆的空间很广阔，也很丰富，经过时间的淘洗，浮沙早已散尽，只留下那些硌得人心痛的，或者感动得人流泪的片段。我有意将这些片段拉长，放大，揉成自己想象中的模样。有时也会将若干片段组接起来，让它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中有我祖辈父辈的影子，有我爱着的人，也有爱我的人。比如，《满地姜娘》里的驼狗子，那些种姜和卖姜的事，其实就是发生在我祖父身上的真实的事情，我只是将它记录了下来。我记得祖父说起过一次卖姜的经过，有一次他挑了一担姜到30里外的镇上去卖，在离镇子不到5里路的岔路口，有几个年轻人围上来买姜，挑挑拣拣中，一个人偷偷拿了一捆姜往镇子那边跑，另一个人拿了一捆姜朝相反的另一条路上逃。等祖父发觉了，却没法追，挑着担子追不上，不挑担子又不放心，结果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将姜拿走了。回来的路上，祖父去一处熟悉的人家讨水喝，碰巧那家人的孩子病了，却没钱看病，祖父便将那一担姜钱全给了他们。祖父的善良就像一株姜一样枝繁叶茂长在我的记忆中了。

　　比如，《阴阳祭》里的“祖母”，她就是我祖母的一个影像。虽然我的祖母不会行医，但她们历经的苦难和骨子里的坚韧何其相似。在我的内心，她们是同一个人。我虚构了一个故事，但没有虚构祖母这个人物。在现实中有很多人物，他们远比纸页上生动，而且有血有肉，有精气神。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任何塑造都会存有缺陷。有时是因为太完美，有时是因为太平面。还有《阴阳祭》里的“我”，一个夭折的小女孩，她其实就是我的妹妹。我有过3个妹妹，一个永远只有4岁，另一个两岁死去，第3个不到半岁就夭折了。在我所目睹的死亡中，3个妹妹的死亡是最具穿透力的箭，它正中了我幼年的心脏。她们都埋葬在一个叫绿谷塘的小山坳里。10岁之前，我没有去过绿谷塘。我听一位亲戚说，有一个晚上他从那里经过，很多小孩举着磷火，欢叫着奔向他。我很想去看看，那些孩子中有没有我的妹妹们，可大人们不允许，他们怕他们邀了我去做伴。在《阴阳祭》里，绿谷塘就成了村庄的背面。

　　记忆是有误差的，它会散佚，也会遗漏。那些散佚的部分，我往往会用想象来填充，但我觉出了它的不真实。记忆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有时它也会拒绝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