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国家疆域辽阔、道路畅通、驿站便利等因素的影响，元代文人游历之风大盛，与战国时期的游士之风、唐代文人的漫游之风一起，构成中国古代文人游历史上的三个高峰。与之前的游历风气相比，元代文人的游历与其时邦外人士入境中国、中国人游历域外、南人北上、北人南下等游历常态化的社会背景有直接关系，是13—14世纪欧亚大陆海陆丝绸之路大范围拓通之后东西方交流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文人游历促进了元代多族群、多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认知，推动了元代多族群士人圈的形成，有利于东西文化交流和南北文化均衡发展，对于涵养东西南北是一家的大元气象、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格局具有积极意义。

　　缔造中外交流巅峰

　　元代文人游历之风与13—14世纪元朝便利的中外交通条件密切相关。“元时中外交通之盛，亘古未有，而中外文化之交换亦以此时最为频繁与深刻。”（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元朝的建立，使横跨欧亚的广大地域被统一在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之下。蒙古人积极开通道路、建立驿站、修建馆舍，使得出行的便利性、安全性较其他时代有很大进步。

　　无论东西南北都有元代文人游历的足迹。向西，早在1220年，耶律楚材随蒙古大军西征到达河中府（今中亚撒马尔罕）；1287年，大都的景教徒列班·扫马受伊利汗阿鲁浑派遣出使罗马教廷、英国、法国等，被称为最早访问欧洲各国的中国旅行家。往北，袁桷、虞集、周伯琦等为代表的元代文人走出长城，走向塞外，走向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和林（今蒙古国境内），打开了更为广阔的草原画卷。往东，诸如李至刚、李谔、赵良弼、一宁等人到达了高丽、日本等地。往南，云南、安南（今越南）、真腊（今柬埔寨）、东南亚其他诸国以及索马里、摩洛哥等地，则有李京、周达观、亦黑迷失等元代文人留驻的痕迹。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元代的交通，是对汉唐大陆交通与两宋海外交通的综合与拓展。元代的海陆交通网覆盖了亚洲大陆的广阔地区，直达东欧与阿拉伯半岛，也覆盖了渤海、东海、南中国海，并直通孟加拉湾、波斯湾与红海一带，直通非洲东海岸。它使汉唐时代人们就向往着的与欧非人民的直接交往变成了现实。”（陈鸿彝《中华交通史话》）

　　与之前的所有朝代相比，元人的游历具有全球流动的特征，而且这种特征与其他民族、区域的人们大量往来中国的情形相为表里，缔造了13—14世纪间中外交流的巅峰盛景。“在1000年至1500年间，东半球各民族在旅行、贸易、交流和互动方面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频繁和密切。蒙古以及其他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庞大帝国为这一跨文化的交流互动提供了政治基础。当他们征服并平息了广大地区时，游牧民族为过往的商人、外交人员、传教士以及其他旅行者提供了安全的通道。除了游牧帝国之外，航海技术的改进也提高了印度洋和南中国海上的交通。所以，远距离旅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容易，而像伊本·白图泰和马可·波罗这样的个人旅行家有时还冒险在东半球大部分地区旅行。”（《新全球史（第五版）：文明的传承与交流（1000—1800年）》）

　　全面呈现昂扬气势

　　元代文人游历之风的盛行，显示出13—14世纪人们在辽阔疆域的基础上形成的积极开阔的视野与心胸。与之前的所有时代相比，元代管辖的疆域范围以及域外统摄之地都空前广大，是名副其实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就像元人自诩的那样：“我元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则是古之一统皆名浮于实，而我则实协于名矣。”（许有壬《大一统志序》）国家这样的强大与强势，使得元代文人的游历风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天下皆我朝的昂扬气势。元人苏天爵曾对比南宋士大夫与元代士人征行中的不同气概，指出南宋士大夫“起居服食，率骄逸华靡。北视淮甸，已为极边。及当使远方，则有憔悴可怜之色”，而元代士人面临远游则“殊无依依离别之情也”（苏天爵《跋胡编修上京纪行诗后》）。在以蒙古人为核心族群建立起来的元朝统治下，文人们大范围、频繁的游历也相当程度地增进了对元朝政权的认同。南方文人吴澄有诗写道：“男子初生射矢蓬，已包六合在胸中。往年南北一江限，今日车书四海同。快甚双眸窥宇宙，鄙哉百计入樊笼。”（吴澄《送龚舜咨南归》）北方文人张之翰也写道：“君言南北久分裂，混一光岳气始全。平生眼界苦未宽，要看中原万里之山川。”（张之翰《送白湛渊》）南北文人由于国家疆域辽阔、道路畅通而共同表现出来的昂扬气质令人慨然，在国家声威携江山风景之助力的现实背景中，元人的气魄心胸陡然扩大，而他们的文学创作在内容、观念以及风格等方面也展现出许多值得深入探究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