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

　　定庵者，龚自珍也。

　　受电者谁？梁启超也！

　　这个初夏，我与作家陈歆耕新著传记文学《剑魂箫韵——龚自珍传》不期而遇。欣然读来，也是屡屡“若受电然”。为龚自珍的思想解放之光，文学精进之妙，也为作者在创作中的诸多创新……

　　但开风气不为师

　　“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龚自珍是绕不过去的一座山峰。他的思想史意义远远大于文学史意义。”书中，陈歆耕开宗明义。

　　龚自珍出生的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正是清朝所谓的盛世时期；他暴病而逝的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却是晚清衰微的内困外扰时期。而同时的大洋彼岸，第一次工业革命正是风起云涌，欧美诸国先后实现工业化，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创造出了远远超过以前几个世纪的生产力总和。

　　1794年7月，英国派出使臣马嘎尔尼第一次出使中国，在热河行宫觐见乾隆皇帝，提出驻京、通商和传教等事项，但均未获准。古老、传统、封建的中国，第一次与世界先进的工业文明失之交臂。

　　龚自珍是仕宦子弟，饱读经史，“少好读王文荆公上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他一心向往像王安石那样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改革设计师”，推行新政，变法图强，挽盛极而衰的王朝于既倒。

　　身处昏聩而晦暗的时代，怀着对国家民族有所作为的豪情，凭着知识分子敏感的心，在大量的阅读中，龚自珍已经本能地感应到了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更切身感受到了清王朝长期封闭、专制统治的冷酷和落后。

　　天性中的桀骜不驯、切肤细微的体察、深刻犀利的思维，使龚自珍没有像传统士大夫那样，安分守己，循规蹈矩，而像一只知春鸟，在“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文网密布中，向腐朽的官僚制度、边塞暴乱、禁烟抗英等现实危困，发出了一声声黄钟大吕般振聋发聩的出格言论。

　　龚自珍最重要的思想贡献，是在政论文章《乙丙之际箸议》中，最早发出了清王朝走向“衰世”的警示信号，这也是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滥觞；著名的《明良论》共四篇，篇名典出《尚书·益稷》中“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即论明君与良臣，是他的又一重大思想贡献。在《明良论三》中，龚自珍以“石呆子”与“石狮子”作比，批评剑头直指扼杀人才的官僚制度；在《明良论四》中，龚自珍更把矛头指向了君主集权制度，大胆提出了分权与放权，向“皇权”挑战；龚自珍辞官南返后，又写下名篇《病梅馆记》，以病梅作喻，热切呼唤人性的自由和解放。这是砍向封建专制的精神利刃，已经蕴含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萌芽了。

　　可以说，对现实社会的质疑和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贯穿了龚自珍的一生。一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思想启蒙史，也正是由龚自珍发端。虽然，当时他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更法”、“改图”，都如石沉大海。但他不管不顾，仍以思想者的姿态，屡屡发声，直接影响和引导了清末的维新改良运动。

　　龚自珍曾自许“但开风气不为师”。中国近代维新派重要代表之一梁启超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言：“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