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春天，国内国外不啻天渊。年初，停摆十二年的冬奥会再度开幕；稍早一点，再也不用担心爱鸽被击落的信鸽爱好者们，还成立了国际联合会，当然，这都发生于承平日久的欧洲。苦难的中国，战事远未结束，3月初，宜川大捷，收复延安指日可待；十天后，洛阳被攻克，中原三军会合，但九州无事乐耕耘的景象，还是幻想。

　　大都市的气氛却不尽相同，比如天津。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时长三个多小时，自去年10月起连映一百多天，天津城的型男素女，“满城争看一江春”；不喜文艺的也有去处，天津证券交易所2月成立，成为全国仅有的两家交易所之一，十三种股票，囊括洋灰、水泥、火柴、面粉、造胰、玻璃等华北最重要的实业，弄潮儿大可一展身手。

　　青年毛羽却不怎么开心。他是一名小会计，工作之余，一心爱好文艺，早在1943年春，十八岁的毛羽就和好友组建了“飓风文艺社”，主要成员有宋泛、何之、郭文杰等。那是多么欢乐的时光啊，大家互相鼓励，每有所得，虽然发不了“天津四大报”，但《新天津报》这种小报，还是时有刊登的；以诗会友就更有意思了，唐山、秦皇岛、青岛的同好聚在一起，诵诗饮酒，不亦快哉！

　　北京的《时言报》也有交情。虽也是份小报，但刚刚创立了副刊《诗刊》，主编海笛（王长清），还专程拜访了飓风社，召开了座谈会。海笛刚念完大二，是北师大的学生，这次利用暑假而来。学生担任主编，如今惹人猜测其身世，当时倒不稀奇，早在1935年，规模大得多的《益世报》，它的副刊《语林》新添刊中刊《益世小品》，主编就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徐中玉。海笛年纪稍长，但也大不了几岁，大家谈起来无拘无束，议题有些宽泛，如“现代新诗的发展趋势”“诗与散文之区别”“大众化新诗及如何建设新诗坛”。

　　也不全是务虚，把酒言欢中达成一致，《诗刊》可以为飓风社开辟专版。年轻人动作快，一周后，也就是1943年7月4日，《诗刊》第十一期面世，共刊载六篇社中同仁的诗作，有闻杰的《夏歌》，金风的《海燕》，久仰的《打鼓贩》，何之的《童年》，欧阳琼的《街头梦》，荷锄的《室息之灯》。宋泛在社中名头最大，编过《沙苑文艺》《白河帆》等几种刊物，第十二期是他的个人专辑。海笛在《编后》中兴奋的宣告：“飓风社之成立，使我们文艺界一大欣喜；这次的特刊，为我们彼此间第一次形式上的联络！”

　　当时的天津，文学社寥寥无几，后来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者们，言及北方沦陷区的文学社团，除了周作人的“艺文社”这种大社外，还总不忘提及飓风文艺社这个青年学子们的兴起之作。

　　抗战胜利了，宋泛奔赴革命区，改了个雄赳赳的名字叫宋大雷；郭文杰上了大学，何之就读华北联合大学，还参加了丁玲、陈企霞领导的涿鹿县土改。好友们各奔前程，飓风文艺社名存实亡，毛羽和留津的万格平、高琪、吴伯扬等创办了“笔友联合会”，几年下来，大家有了些阅历，这一次，开辟了《笔联》专刊和《海河》诗刊。

　　接着说不怎么开心的毛羽。起因大概是这样：毛羽从事创作已有五年，文学社和刊物一应俱全，至少在天津文坛，也算有了自己的地位。但诗作全发在自己的刊物上，未免为人诟病，《益世报》创刊已有三十余年，本部虽在天津，业已成为全国性报纸，与《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齐名。它有推崇新人的传统，王芸生、张秀亚的第一篇作品均发表于此，徐中玉、李同愈、杜宇、魏东明也得益于《益世报》的栽培。副刊历来对诗歌青睐有加，早在李长之主持《文学副刊》的时代，三十五期中就有四期是“诗专刊”，作者有卞之琳，林庚，沈有鼎，张露薇等。目前的主编，正是新文学家沈从文。

　　沈从文于1946年10月接编《文学周刊》。一年后，他在《益世报》发了题为《一种新希望》的时政评论，他把当时投身学生运动的青年人，看作“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想什么，做什么，更非悟空可比”，认为“这种充满青春待并发的活力，原本必须从各方面分散，可变成各种进步的基本热能”，而现在的空气，却会把他们的活力引入歧途。

　　抱定如此信念，作为副刊主编的沈从文，多刊登青年喜闻乐见的题材，多分散青年的活力，多扶植青年作者，便是本分。谈到自己的作者队伍，沈先生不无得意：“最年青的还只有十六七岁！即对读者保留一崭新印象的两位作家，一个穆旦，年纪也还只二十五六岁，一个郑敏女士，还不到廿五。作新诗论特有见地的袁可嘉，年纪且更轻。写穆旦及郑敏诗评文章极好的李瑛，还在大二读书。写书评文笔精美见解透辟的少若，现在大三读书。更有部分作者，年纪都在二十以内，作品和读者对面，并且是第一回。”

　　有了这样的鼓励，毛羽满怀憧憬地寄信过去，内容无外乎问候与仰慕，并附上自己的得意之作，谁知投出后鸦雀无声。毛羽寻思，穆旦虽然年轻，确是前辈；郑敏、袁可嘉，西南联大高材生，不提也罢；但沈从文口中的李瑛，还小自己一岁，当年用笔名“郑棼”写诗时，只是唐山丰滦中学的高中生，他与几个同学创立的“田园文艺社”，比飓风文艺社可差远了。于是按捺不住，又寄出一封，语气不免不如前一封恭敬。

　　接到这位青年朋友的来信，略一思索，沈从文回信如下：

　　毛羽先生：

　　前得尊作，因无从安排，曾转一熟人发稿刊物。照习惯，由他人发稿之刊物，即弟本人文章，亦得听编者自由处分，不便催促。此习惯亦未尝无好处，因从民廿三（年）由弟整理大公报文艺起始（即报社亦从不干预副刊编辑方针，作者则特约稿亦可搁压退还），北方报纸副刊不断有新作者露面。编者的自由能得各方面支持，实极重要。

　　近得尊信，始知因一诗搁置，先生竟对同一人忽而尊敬，忽而轻蔑，尊敬轻蔑都太容易，与弟学习用笔三十年经验，似不甚合，先生用这种态度写诗，恐不容易持久到十年二十年以上。以弟经验看来，写作是二三十年事情，作者与编者不宜因一二文章取舍生私人恩怨。

　　编者并非万能，看文章容或不免有些偏见，但是否尽职，也容易判断，即从他工作全部检讨，从刊物整个检讨。若个人工作极谨严认真，刊物维持到一二年又还看得到，我们值得为他拍手，寄稿也即是表示支持编者好意，投稿用不用是小事。若个人工作毫无足取，所编刊物又毫不精彩，根本就不会投稿了。

　　记得二十五六年前，孙伏园编北晨副刊，弟作投稿人时，曾投稿至百余次，直至彼离职，始终未用弟文，离职后弟文方由一新编者从废稿堆中取用（小说月报亦有相同情形，直到郑振铎出国，叶绍钧始用弟与丁玲文章）。至弟教现代文学，谈及刊物编辑对文运贡献时，却只觉得孙先生对文运贡献特多。何以投至报稿用否为个人私事，编者有无贡献宜有公论，真从事文学，必不以私害公也。

　　北方文运传统好处为“素朴”与“诚恳”，因素朴与诚恳方能持久，不以小小成就自骄自满，且能作各种试探学习，克服挫折困难，用一段长时间写一大堆作品见出新纪录。先生把文章寄来，充满对编者信托好意，只因未即发表，即把好意取回，从态度说，似不甚明白北方近三十年文运传统，方有此一着也（您用那么一种态度从事写作，找出路容易，有新纪录不甚容易）。

　　昔人说“推己及人谓之恕”，既有前后来教，因为将尊作索还，并将个人经验、及尊作搁置事实奉告。当时以为尊作定可用，故曾将文字不清楚处（恐排时弄错误之字）旁加注明，将尊作涂脏，很抱歉。

　　此覆颂著安。

　　沈从文 顿首

　　三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