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2005年启动以来，2013年推出了第一部修订本《史记》，2015年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在上海书展首发，2016年修订本《辽史》出版，今年3月，修订本《魏书》又将与读者见面。值此机会，《上海书评》组织了北魏专题，由六位学者带领我们从不同角度审视北魏时代的历史。本文为专题的第四篇。

　　拓跋-北魏的考古学研究，是以拓跋鲜卑一脉为主线展开的。它集中表现在对拓跋鲜卑族源的探索及其迁徙、入主中原后整个汉化进程的考察。

　　相近、相同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使得北方游牧民族同样有其共同的政治文化认同，更重要的是该政治文化亦具有延续性。同一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传诵着结构雷同的族源神话便是一个核心体现。这种文化的一体性使得他们在考古学物质遗存方面的表现也大体相同。但是，我们仍必须承认它们又具有不同特点。这些特点一旦与具体时空相结合，它们又被对应为史载中的某族群或政治集团。同时，这种特点又成为追寻、考察该族群或政治集团演变的重要线索。

　　显然，在民族考古中，若仅依历史文献来判断特定时空物质文化遗存的归属会存在一定风险，所幸鲜卑考古研究建立的假设经受了多年考古发现的反复验证。在此基础上，根据东北和内蒙古等地发现的一系列墓地，考古学构拟了早期鲜卑的迁徙路线，进而对其起源地展开推论。相比较而言，关于迁徙路线意见相对统一，而其起源地则存在较多的分歧。1979、1980年嘎仙洞及其题记的先后发现和试掘，使得其族源地指向了大兴安岭。遗憾的是，此后嘎仙洞遗址全面的考古工作并未展开，导致遗址的年代及其跟周边相关遗迹的关系迄今难以论定，嘎仙洞遗址的性质仍聚讼不已。

　　此后拓跋鲜卑的考古基本依次对应于所谓“盛乐时代”（258-398）、“平城时代”（398-494）以及“洛阳时代”（494-534）。与其他时段的考古学研究一样，探讨上述各“时代”的城市建制、墓葬制度及其元素（如壁画、随葬品等）与源流成为此时期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多年的考古工作积累了大量的实物资料，现已逐渐建立起墓葬型制的演变谱系，掌握了墓葬文化的区域性特点。在结合文献资料进行等级制度研究的基础上，又开始深入研究丧葬制度和习俗。城市的本体范围、道路河道系统、墓葬区以及宗教区构成城市布局的综合规划，这已日渐成为考古工作的共识和考古研究的新思路。

　　北魏盛乐城（今和林格尔土城子）主要沿袭了东汉成乐城。1960、1997-2005年曾两度进行考古发掘，遗址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分北城、南城和中城三部分。中城为宫城所在地，城内中部有高台建筑基址。北魏的器物主要见于中城与南城，其周围魏晋墓葬总体并不多，主要以洞室墓、土坑侧穴墓和带阶梯的土坑墓为主。史载，云中金陵在盛乐城西北，为拓跋都盛乐、平城时之帝陵区，惜相关考古工作尚未有实质进展。

　　从盛乐到平城（今大同），拓跋鲜卑的考古学文化发生了重大转变。

　　在都城建制方面，“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注意吸纳汉文化都城规划中的礼制元素，并有新创。“宫南置市”，内城规划里坊，便是新出现的重要内容。后北魏洛阳城、唐长安城一仍其旧。平城宫城四至，或认为在南起今大同市城区的大北门，北抵玄东门或东西马路交叉口，东起操场城东墙，西至食品厂附近，以南北大街为中轴，南北约九百到一千米，东西约一千米左右。但目前对平城宫的考古还仅限于单体建筑，如大同操场城北魏建筑一号、二号、三号遗址。其中一号为宫殿建筑遗址，台基东西长四十四点四米，南北三十一点五米，残高十到八十五厘米，有四条踏道。出土有磨光黑色板瓦和筒瓦以及文字瓦当，如“万岁富贵”、“大代万岁”、“皇魏 万岁”瓦当。三号建筑基址南距一号建筑基址仅十余米，两者并列，遗物特征相似，说明此处为平城宫宫殿群。二号遗址规模与一号遗址相当，保存遗迹较多，其中有五个地下粮窖，内有粟粒。发掘者判定为北魏太官粮储遗址。

　　1995年，平城明堂遗址的发掘是平城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它是《水经注》所记诸多平城建筑中首座能够明确地理坐标的建筑。该遗址平面呈圆形，中央方形夯土台基为主体建筑所在，圜水沟四至临水处各置一门。该遗址的发现有助于平城位置的认定，以及对郭城南其他建筑的推定。

　　同时，平城及其北部的方山（今梁山）被统治者有意识地构建成汉制的南北郊礼模式，试图替换此前拓跋鲜卑东西郊的方式。尽管期间颇有反复，但这是平城时代拓跋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的重要一环。作为其中的一个措施，北魏统治者亦将方山作为该时期的帝陵区，其中影响至巨的便是文明太后冯氏永固陵及孝文帝虚宫“万年堂”。二者建制相同，仅规模有异，后者位于前者东北约八百米处。永固陵以一座充满汉文化元素的陵墓昭示了以汉文化为国策的决心，而具体而微者的万年堂紧跟其后则寓示着该国策的亘古不变。孝文帝更是通过“太和十四年诏书”，进一步确定以“永固陵式”的建制为此后北魏帝陵的范式，并在洛阳瀍西北魏诸帝陵得以切实执行。由此北魏政府执政的政治文化取向与决心可见一斑。

　　大同地区所见北魏墓葬也贯穿了这样的过程。司马金龙夫妇墓(484)、电焊器材厂北魏墓群、智家堡北魏石椁壁画墓、智家堡北魏棺板画墓、雁北师院北魏墓群、七里村北魏墓群、迎宾大道北魏墓群，大同县国营粮食原种场北魏墓群以及怀仁县七里寨村北魏丹阳王墓等墓葬，共同反映了平城时代墓葬的特点。就目前的墓葬资料来看，平城统治者的这种政治文化取向聚焦于太延元年（435）沙岭壁画墓。该墓不仅提供了非拓跋鲜卑族的墓葬资料，更为重要的是所反映的胡汉礼制元素的糅合，正是此刻北魏政府在政教领域改革的如实反映。

　　平城时代墓葬中出现了石质葬具，即石椁（石堂/石室）和石棺床。前者如，智家堡北魏石椁壁画墓、阳高北魏尉迟定州墓石室（457）以及雁北师院宋绍祖墓（477）等。后者如宋绍祖墓石棺床（自铭“柩”）、司马金龙墓石棺床、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12石棺床、大同南郊智家堡村北砂场石棺床，以及北魏石椁壁画墓石棺床等。其中有些墓葬中的石棺床复置于其石室之内，如宋绍祖墓和智家堡北魏石椁壁画墓便是。这些石葬具的拥有者既有帝王贵族，又有品级较低的官员；既有汉人，又有鲜卑人和入华侨民。其中大部分使用者都曾受过鲜卑文化和西域文化的影响。北魏墓葬所见石质葬具应是鲜卑石室传统与汉地石葬具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后者为源自《周礼》之制，而石室墓、石质葬具及随葬品因与胡人的种族文化相契，便也渐沉淀为中古中国部分胡裔墓葬的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