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全集》的整理始于1979年，大部分参与者为章门弟子与再传弟子，1986年出版完8卷本后遭遇“难产”。在章门后人、章氏故里以及学术界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整理与出版工作得以重启。2017年，收录17种、20册的《章太炎全集》全部出齐，整体编校水平超越旧版，续接历史的同时也能给更多人提供便利，去翻越章太炎这座大山。

　　上世纪70年代末立项、一直为学术界与出版界所牵挂的《章太炎全集》终于在今年出齐。用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的话来讲，“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迟了些，慢了些。过去40年，造成了遗憾，也经历了许多曲折。”许嘉璐先生参加了立项时由李一氓主持的研讨会，“太炎先生全集的出版，是不是可以说，标志着中华民族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用“天时、地利、人基本和”的观点来解析这项“了不起的大工程”在难产过后迎来的转机——“为什么说基本和呢？不是说吵架，而是庆幸这个时代还有太炎先生的亲炙弟子和再传弟子。我在想，如果继续拖延下去，恐怕我们整理的难度会更大。”

　　“当时最热心《全集》出版的要算山东大学的王仲荦教授，他与上海人民出版社洽谈了整个出版计划”

　　新版《章太炎全集》从8卷本扩充到20册，并设立了编纂出版学术委员会。在编纂工作的安排上，许嘉璐担当主任，委员包括章太炎嫡孙章念驰，以及姜义华、汤志钧、熊月之、马勇等相关领域的学者。这样的人员架构与旧版的做法有很大不同——不设编委会，也没有主编，参与整理、编纂的大部分是章太炎的弟子和再传弟子。

　　1979年，依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意见，最早确定出版的《章太炎全集》选题交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前期筹备与后来的具体工作中，章太炎晚年入室弟子王仲荦基本上扮演了“总设计师和总指挥”的角色。“当时最热心《全集》出版的要算山东大学的王仲荦教授……他与上海人民出版社洽谈了整个出版计划。”对于这位已故的前辈，章念驰心存感激。

　　“章先生的学问是双轨并进的，他有纯学术的著作，也有和国家民族息息相关的著作。”王仲荦祖籍浙江余姚，生于上海，婚后不久被章夫人汤国梨介绍到章太炎门下。学术兴趣始于文学，他受老师倡导的“读史救国”的影响转为史学，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王仲荦写过一篇澄清史实的《太炎先生二三事》，但他不忘解释：“我是章先生的学生，以我来写太炎先生，当然有偏护的地方，所以是不适宜的。”相较于人物评述，整理“客观存在”的文章，就没有那么多的条框。负责校点《诂经札记》与《七略别录佚文徵》的汤志钧后来在《文史哲》上撰文，回忆王仲荦是如何精心擘画、辛苦经营《章太炎全集》——

　　“1978年，上海社联负责人罗竹风同志、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李俊民同志到济南开会，仲荦先生提出：章太炎撰著文字深奥，索解为难，很多专著不易句读，且篇幅浩繁，门类庞杂，最好由章氏弟子或再传弟子分别标校。并多次写信给我，协同联系。

　　“1979年3月22日至4月4日，中国历史学规划会在成都举行，仲荦先生和我都参加了，同住锦江宾馆。饭余会后，我经常和仲荦先生商量《章太炎全集》的编纂、出版事宜……会议结束后，经重庆，越三峡，在武汉停留4天，乘‘东方红’12号轮北旋，我们一直在一起……旅途多暇，我们纵谈古今，更多的是太炎先生轶事和《全集》编纂，包括家属联系、资料征集、人员分工、标校体例等等。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陆志仁同志也参加过会谈，给以有力的支持。临别，仲荦先生提出，由他联系家属和章门弟子，叫我就近在上海和出版部门联系，从而对《全集》整理提出一个可行的框架。”

　　在章念驰的家中，至今还留存了两份与王仲荦有密切关联的复印件。一份题为“《章太炎全集》编辑、标校初步分工，”名单上有殷孟伦、殷焕先、诸祖耿、徐复、姜亮夫、蒋礼鸿、潘景郑、李希沁等，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王仲荦积极奔走，写信动员。另一份为“关于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的几点意见”，里面的内容都是王仲荦发凡、审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