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全国范围内对不同层级的64个地区（包括2个省级试点）推动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委托第三方单位，对第一二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整体情况进行评估，对三年的试点工作进行小结。本报特约请4个研究机构的主要专家，根据调研评估中的所得，提出他们对于各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深刻思考——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面临从粗放型、规模化的发展到精准成长的关键阶段，因此相关领域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如何将国家城镇化战略落实到切实可行的、具体可操作的行动方案上来。结合近期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评估和笔者多年来在东部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工作经历，这里试图探讨一下该地区未来城市化发展可能的关键着力点。

　　新型城镇化：是个体城市的进化还是协同发展的全局大棋？

　　2017年，作为国家发改委委托的第三方单位，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对东部沿海从山东开始，经过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到海南，共17个试点逐一进行了实地调研评估，地区涵盖了省级政府、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特大镇5个等级。在对各地的考察评估过程中，我们切实感受到了在中国东部片区的土地上，各地积极探索、勇敢实践的非凡活力，也真实地发现了复杂的问题与矛盾。

　　概括此次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第三方评估调研所获得的信息，主要集中在各地新型城镇化探索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

　　由于此次评估样本覆盖的光谱十分全面，大到省级单位小到一个镇；同时，各地在区位、经济、文化、历史上仍然有明显不同，这带来了对新型城镇化试点上的不同态度和措施。如何看待这些差异性是首先引起我们关注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此次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虽然大小级别不同，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如何看待各个城镇化主体之间的协调性，进而形成整体的最优化的全局，似乎是一个更为迫切的挑战。

　　过去30年市场化经济驱动下的城镇化进程风起云涌，一些城镇化试点的主体的体量已远超其行政级别的定义，例如温州的龙港镇已有接近50万的常住人口，已倍超其所属的苍南县城的20万人口规模；义乌市目前已有220万常住人口，超过它的上级城市金华城区的两倍以上，未来尚有更大的想象空间。中国固有的不同城市的级别、不同政策权限，往往导致类似的发展问题出现不同的处境，如珠三角经济圈内省会城市广州与计划单列市深圳的区别，长三角经济圈中的直辖市与相邻省区的关系。这种“不协调”的矛盾，在边界地区尤其值得观察。

　　“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孤立的城镇化，更是整体的、全局的城镇化，是体系的城镇化，是打破了边界的城市群协同的城市化。

　　下面，结合此次评估和笔者回国后15年来在长三角地区分别以浦东政府首席规划师、规划设计实践者和学者持续实践的认识，尝试把脉一下长三角地区下一步全域协同发展的“棋眼”。

　　一些容易被忽视但却具有战略支点作用的发展凹地可能会是做活长三角全局的“棋眼”

　　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圈，长三角地区狭义上是由上海与江苏、浙江形成的一体两翼格局，后经调整定义，现在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在内共计30个城市。

　　在长三角核心的地区中，上海市去年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3万亿元，江苏、浙江也分别超过了6.5万亿元和5.5万亿元。因此，从城市化角度，它们三者之间如何突破行政区划边界，形成整体发展优势格局至关重要。如果把它比作一盘棋局的话，那么一些容易被忽视但却具有战略支点作用的关键区位便是做活全局的“棋眼”所在。

　　此次评估中毗邻的两个试点单位，浙江的嘉兴与上海的金山可能具备这样的“棋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