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要求，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把握“三个体现”，即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指明了基本路径和主要着力点。如何坚持中国特色，避免简单套用欧美智库标准，是值得智库界深思的重要问题。在当前的“智库热”中，要清醒地看到欧美智库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大资本驱动下的智库异化现象，以此为鉴，警示中国智库的发展。

　　从独立走向异化：欧美智库发展的三次浪潮

　　西方智库一直以“独立性”标榜自己，表现为智库的非营利性导向、公益性宗旨以及研究观点的客观中立性。然而，智库的独立性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旦条件丧失或者发展环境变化，智库异化现象便随之而来，可以说智库异化源于智库独立性的逐步丧失。观察欧美智库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资本和权力的双重夹攻下，智库正因逐渐丧失独立性而走向异化。

　　欧美智库的独立性产生于资本与权力的对峙。20世纪初，涌现出不少至今为人称道的智库典范，如布鲁金斯学会、查塔姆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这些智库在创建初期，多以超越权力和资本的公益理念作为发展宗旨。比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视战争为文明世界最肮脏的污点，致力于阻止国际战争；布鲁金斯学会创始人罗伯特·布鲁金斯深受美国当时的进步主义影响，认为必须通过客观、科学的研究制定合理的政策，使之有效地服务公众。这一阶段，智库的独立性首先体现为财务独立，布鲁金斯学会最初的运作资金来源于创始人罗伯特的慷慨解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首批运作资金是安德鲁投入的1000万美元，之后不断收到许多无附带条件的捐助，经费保障使得智库研究者能心无旁骛地开展科学研究，而不为其他政治和经济势力所左右。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的美国还是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布鲁金斯的进步主义理念，还是卡内基的世界和平理想，体现的都是逐步壮大的资产阶级希望强化自身在公共问题上的话语权，希望阻止政府对公共权力的垄断，防止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因此，在资本与权力对峙过程中，智库独立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张扬，其主张也反映出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公众利益。

　　资本和权力的结合使第二拨智库的发展开始偏离独立性。二战前后，无论是欧美政府还是企业，都意识到战争废墟掩映之下的巨大利益，资本与权力开始走向结合：权力需要资本为自身实现全球霸权服务，资本也乐意从服务权力中获取利益，两者一拍即合，在实现全球秩序重建过程中找到了共同利益，这时成立的代表性智库有美国企业研究所、兰德公司等。当美国政府为实现全球霸权进行布局时，企业研究所和兰德公司都把研究领域聚焦在国家安全上，并在研究中把自身利益与政府全球扩张计划高度结合，兰德公司的成立直接源于美国空军委托给道格拉斯公司的一个研究项目——兰德项目。与第一拨老牌智库相比，第二拨智库在财务运作上更多依赖于政府资金的投入，直至2016年，兰德公司从政府获得的委托研究经费收入占总收入的87.1%，其中来自美国空军、陆军和国防部等的经费收入占总收入的52%。这一时期智库开始偏离独立性，研究方法上的客观科学成为其独立性的主要标签，如兰德公司以其量化的研究方法极大改进了公共政策效果，但是价值取向的公益性和财务运作的独立性已被搁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