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从帝国到人类：美国大革命与慈善事业的起源”研讨会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美国国家历史中心副主任阿曼达·莫尼兹（Amanda Moniz）在会上介绍了她的同名新书（From Empire to Humanity: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Humanitarianism）。莫尼兹从政治角度探索了慈善事业在英国和北美殖民地同时兴起的背景，并讲述了那一时期主要慈善家的经历和事迹。

　　美国革命不是起始 

　　美国各大慈善基金会是否应更多地关注国内问题，而不是把大量资源用于海外，是人们长期以来颇为关注的话题。在莫尼兹看来，这个问题可归于一个更大的话题之下——慈善事业如何平衡国内与国外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这与人们对“共同体”（community）的看法以及由此衍生的道德责任有关。美国革命（1765—1783）时期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曾遭遇过类似问题。莫尼兹表示，18世纪晚期的英美慈善家合作密切。这看起来有悖常理，因为美国革命导致13个北美殖民地脱离了英国，切断了二者间的“亲缘”关系，然而两国慈善家交流密切。

　　关于英美慈善事业萌芽的研究通常着眼于美国革命以后，莫尼兹认为这个时间定位过晚了。美国革命发生时，英美主要的慈善家已步入中年，而在其青少年时代，美国革命尚未发生，英国繁荣兴盛，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日益紧密。莫尼兹的研究着眼于这些慈善家成长历程中的慈善环境的变化，试图探究英美政治分离后他们仍保持紧密合作的原因。她选取了一系列研究对象，这些人几乎均为男性（由于性别偏见，18世纪末期女性才得以加入公共慈善机构），于18世纪30—50年代间出生于北美、不列颠群岛和加勒比海地区，其中很多人都有医学背景。关键人物包括《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的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英国伦敦慈善界的领军者约翰·寇克利·莱特森（John Coakley Lettsom）、英国外科医生约翰·克劳福德（John Crawford）、美国波士顿多家慈善机构的主席托马斯·罗素（Thomas Russell）等。

　　通过考察这段历史，莫尼兹发现，美国革命并不是慈善事业的起始点，而是转折点。在殖民关系断裂之前，英美双方均是从维护英国利益的角度出发从事慈善事业。而美国独立之后，双方的交流合作已打破国家的界限。

　　慈善意在维护统治利益

　　在本杰明·拉什等慈善家成长的年代，一方面，英国与北美殖民地联系日趋密切，跨大西洋商品贸易显著增长，报刊的广泛流行增进了双方的交流和了解；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英国与法国、西班牙频频交战竞争海外殖民地，慈善也成了团结殖民国与被殖民国的方式之一。18世纪，英国出现了开设医院的浪潮，医院在当时是典型的慈善机构（彼时“医院”一词的含义比今日广泛，可泛指收容看护遭受不幸者的机构），英国慈善家托马斯·科拉姆（Thomas Coram）1739年就曾在伦敦成立育婴堂（Foundling Hospital）。医院是挽救生命的场所，而海外征战造成大量人口伤亡，在“保证军事人员供应”的意义上，慈善起到了巩固英国地位的作用。

　　在北美殖民地，英国人和美国人同样建立了以加强英国军事力量为目标的慈善机构。例如，英国牧师乔治·怀特（George Whitefield）曾多次到殖民地传教，促成了美洲宗教运动“第一次大觉醒”（First Great Awakening）。1739年他在美国佐治亚州建立的贝塞斯达孤儿院（Bethesda Orphanage），是北美现存最古老的慈善机构。他建立贝塞斯达孤儿院的目的之一是“诱惑”殖民者来到新近成为英国殖民地的佐治亚州——如果他们在此去世，其子女能得到照料。佐治亚州与佛罗里达州接壤，而后者当时归西班牙所有；因此，吸引英国殖民者来建设佐治亚州可以使之成为英国面对西班牙的缓冲地带。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北美殖民地的“文化外来者”心怀忌惮，他们害怕原住民、非裔、德国殖民者等与法国人、西班牙人结盟，进而威胁到英国的安全。因此，英美合作成立了许多新教传教组织和慈善学校，来宣扬基督教新教和英国文化。

　　总而言之，18世纪晚期的慈善家成长于这样一种氛围下：慈善常用于增强英国的力量；政治成为慈善发展的重要推动力。18世纪早期至60年代，慈善活动蓬勃发展。美国革命前，大部分英国人和美国人认为彼此紧密相连，愿意帮助大洋彼岸遭遇不幸的“共同体”成员，并促进了旨在维护大英帝国利益的慈善机构的发展。之后的美国革命打破了这种共享式的慈善传统，在政治上疏离了英美关系，但英美慈善家相信慈善有助于培养“和平的艺术”，两者慈善合作并未终止。

　　（本报华盛顿11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