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空间的社会学研究成为社会学领域近几年一个热门话题，空间转向，实际上表达了对传统社会学知识范式的某种修正，社会空间涵括了丰盈的话语场域、经验性事实或想象力限度，通过对西方社会学知识史的回顾和总结以及有关空间的经验社会学研究的思考，空间是一个重要的知识或分类概念且为整个知识的一个重要基础，空间的逻辑和运作机制能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发展出理解社会的一个不同的新的知识系统，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赋予空间研究在理论上的意义，使之具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将是一件重要的具有开创性的研究。

　　关键词：社会空间；知识史；解释维度；基本命题

　　社会空间问题，正在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成为研究社会的一种新的理论视角，福柯认为20世纪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我们正处于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的相互联结、团与团之间相互缠绕的风格，[1]“后现代思想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家们重新思考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构建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空间意义重大已成为普遍共识[2]”。在社会学研究领域，社会空间转向，实际上表达了对传统社会学知识范式的某种修正和理论拓展，社会空间涵括了丰盈的话语场域、经验性事实或想象力，其理论旨趣、观察角度、话语概念或设问方式，为社会经验事实的社会学解释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一种新的理论转向，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社会空间转向，为一种新的社会学想象的延续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和一种新的问题意识。那么，空间，作为一种新的解释社会的路径和理论转向，如何理解空间？空间的演绎路径和论证逻辑如何？社会空间的理论架构和经验研究进展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经由社会空间视角提出什么样的命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思路在于：首先经由社会空间的缘起，诠释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社会知识史的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接着经由社会空间视角的经验研究的展开和理论的解释维度的论述，检视不同的社会理论如何处理社会空间形式与社会构造的关系，最后提出社会空间的几个有关的命题，提供一种针对社会空间概念与方法论操作方面的科学活动的演练，重新去解读社会空间的理论论述的意义和社会性根源，重新阐述社会空间如何成为认识生活世界的一种新视角。

　　一、社会空间的缘起：有关空间的早期经典论述

　　在社会学知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概念。英国社会学家J ·厄里( John Urry) 认为“从某些方面来看，20 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也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奇怪的缺失的历史[3]。” 将社会空间概念带回社会理论或以社会空间思维重新审视社会，缘起于涂尔干、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等经典时期的社会学家的贡献，表现在涂尔干的图腾崇拜和宗教仪式的空间安排所折射出的主导性的社会组织模式，也表现在韦伯在论述科层制时对工作人员的办公地点和生活场所的论述，以及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时间和空间问题所做的专门的论述。在早期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关于空间的研究，摩根（L.H. Morgan）就曾经讨论过美国印地安人的空间与亲属关系，这对于后来功能论的研究及其家屋空间的探讨奠定了民族志的基础，但他没有赋予空间研究在理论上的意义，空间仍然只是一个辅助性的研究参数或理解社会的一个维度，社会空间概念仍在探索和形成过程中[4]。事实上，把空间当成一个理论问题来阐述可以说源于涂尔干，涂尔干在宗教社会学研究中早就指出了时空的社会意义，涂尔干认为，“与原始社会组织相似，空间、时间和其它思维类型，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5]。” 涂尔干直接把空间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抽象概念或分类概念，他认为，空间、时间、数字等是每个社会里最基本的抽象概念或分类概念，我们对社会现象从事概念上的分类往往来自社会分类本身，一个社会的整个知识系统，就是由这些基本的分类概念发展推演出来的。对于空间社会学，最重要的、最具有洞察力的经典社会学家无疑算是齐美尔，齐美尔在1903年就提出关于空间社会学的观点，开启了对空间进行社会学研究之先河，齐美尔认为空间只是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在一个要素和另一个要素之间发生的运动或变化要借助于进入空间位置来发生，因此相互作用就是空间的填充。空间不仅为人类活动提供了可能，而且人类之间的互动也被体验为对空间的填充，个体之间相互并存，意味这他们分享空间，通过检视社会关系所采取的空间形式，可以管窥社会交往如何在空间上变为现实，齐美尔从五个方面来揭示空间的社会属性，即独占、分隔、固定、距离和运动。[6]

　　尽管经典的社会学理论的空间论述不乏若干具有洞察力的论述片断，但其空间论述缺乏清晰而系统的理论阐述，其论述也是片断式的、零散的，关于空间与社会之关系的表述显得过于抽象和含糊，探讨的方式也很不明晰，很不充分，空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不引人注目的。[7]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社会空间开始进入社会理论的论域，当代社会学家反思、继承和发展以往理论的基础上洞察到在社会学理论中社会空间的缺失限制了理论的解释力，他们从不同的层面进入到社会学理论的空间转向这一理论演进趋势之中。吉登斯在解读结构及其结构和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时，实现了对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融入，并把时间和空间放在社会结构的终极性要素的位置上。作者认为：“大多数社会分析学者仅仅将时间和空间看作是行动的环境，……，社会科学家也一直未能围绕社会系统在时空延伸方面的构成来建构他们的社会思想，……，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是结构化理论构想的秩序问题迫使我们面对的一项主要的任务”，“各种形式的社会行为不断经由时空两个向度再生产出来，我们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说社会系统存在结构性特征，我们可以考察社会活动如何在时空的广袤范围内‘伸展’开来，从这一角度出发来理解制度的结构化[8]”，“在结构化理论看来，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既不是行动着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将时空视为社会实践的构成部分，这一本体论的看法是结构化观念的基础”，吉登斯在建构他的结构化理论时，把时空看作是社会现实的建构性因素，他强调：“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吉登斯通过建立一系列有关空间的概念系统来阐述其结构化理论的，如“在场”、“在场可得性”、“不在场”、“共同在场”、“区域化”、“场景”“中心与边缘区域”以及“情境”等， “关注共同在场情境下的互动系统如何在大规模的时空范围内伸展开来，来考察所谓微观和宏观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关注“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日常接触中，行动者经常不断地运用场景的性质来构成的这些日常接触[9]”。实践论者强调以人为主体去解释空间象征系统，布迪厄认为，以往的空间研究本身，强调空间现象有它的结构和逻辑，但这种意义事实上是由人去建构的，所以必须透过人的理解，才有它真正的意义。布迪厄以“场域”和“社会空间”来起替代“社会”这一具有空泛本质的概念，把社会理解为“各个相对自主的‘游戏’领域的聚合，这种聚合不可能被压制在一种普遍的社会总体逻辑之下”，这是一个社会建构的、在实践中运作的、具有差异性的、游戏和竞争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行动者根据他们在空间里占据的位置进行争夺，以求改变或力图维持其空间的范围或形式[10]。”布迪厄在叙事北非社会卡比尔人住宅的空间结构时对空间的住宅布局和空间象征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它认为“空间中事物或场所的客观化意义只有通过按一定图式予以结构化的实践活动才能完整地显示出来，而实践活动的结构化说依循的图式又是根据这些事物或场所来组织的[11]”。曼纽·卡斯特认为：“空间是一个物质产物，相关于其他物质产物－包括人类－而牵涉于‘历史地’决定的社会之中,而这些社会关系赋予空间形式、功能和社会意义。”曼纽·卡斯特把人类创造的空间形式－城市看作是“社会的表现”，把空间看作是“结晶化的时间”。社会生活的时空历程，界定了社会行为与关系是如何被物质地建构与具体化。[12]我们可以从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关于社会空间的缘起和演绎路径发现，社会空间作为一种理解社会的新的维度开启了社会知识史的另一种语境，获得了一种认识社会、理解社会的一种新的视角，一种新的路径，一种新的问题意识，一种新的理论转向，也为我们研究空间提供了一个基本解释视角。

　　二、社会空间转向：社会学经验研究的推动

　　社会学中关于空间的经验研究，最早可以推论到齐美尔的论城市现代性的《都市与精神生活》文中所讨论的都市空间对都市人格塑造的重要作用，即都市密度刺激和高频率的互动造成都市特有的不良的心理和精神气质的生成，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学也体现了空间向度与城市生态的文化生成，体现在城市空间生态过程的城市扩张分化的动力机制、城市空间向度的同心圆模式、城市空间的隔离问题以及空间隔离所形成的不同社区面貌和生活样态。

　　20世纪90年代后期，都市经验研究的勃兴与跨学科的空间性转向是并置的，以列斐伏尔、爱德华·索雅、曼纽尔·卡斯特、大卫·哈维、沙朗·佐京、彼得·桑德斯、詹姆逊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空间研究中的学术努力直接促成了近两个世纪以来有关空间的第一次重大的学术转向，也为社会空间视角的城市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13]在重视人类生活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意义的同时，一种结合空间性的批判性视角开始为历史和社会研究注入思考和诠释的新模式。人们在经验研究中开始关注社会性、历史性和空间维度的同质性和相互关联性，关注城市空间对人的意义以及创造容纳社会生活的场所的行为，大量学者开始对城市空间的地理性历史进行新的描述，而且城市空间研究的开端性预想为不断加剧的城市问题的经验研究的迷妄和痼疾注入了一剂解毒剂。作为一种结构化的存在，城市空间既是物质空间，同时也是行动空间和社会空间，既是人类行为实现的场所和人类行为保持连续的路径，又是对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进行维持、强化或重构的社会实践的区域。在这里，城市空间作为一个可重构的结构体，是社会建构的实践场所，是作为工业文明标志和象征, 也是作为集体意识与消费行为表达场所。空间维度为理解城市恐惧、公共空间权力的变异、差异性空间的社会建构、不平等的异质性对待、社会的叙事性分类注入了新的思想和诠释的新模式，同时，以社会空间为演绎逻辑的空间实践，促成了一种以“发现事实”为主要特征的经验研究。

　　20世纪末叶，学界开启的“空间转向”，依赖于嵌入空间的各种模式，空间演绎为看待和理解城市的新方式，而此一转向被认为是20世纪后半叶知识和政治发展中最是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也时社会空间经验研究的不断扩展的时期。学者们开始演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空间性”，把以前给予时间和历史，给予社会关系和社会的知识反应，转移到空间上来，关注城市空间是如何隔绝人们的自由实践，又是如何促使人们找到自我空间的分布，关注在空间中的定位、移动和渠道化以及符号化他们的共生关系。空间反思的成果是最终导致建筑、城市设计、地理学以及文化研究诸学科变得与日俱增呈相互交叉渗透趋势。在现代都市空间经验从稳定一统向多元流动特征的变迁理路中，城市作为一种“人工”的物质构造，它透过地理环境、交通安排、居民分布、社区构成、建筑样式等诸多方面以“空间布局”的形式深刻地制约着“人”的活动（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空间面向”的问题在城市文化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由空间面向切入，提供了一种新的看待与理解城市的新方式，将原来属于不同领域的现象，以空间的线索串连起来。

　　在西方学术的视野里，本雅明和他的拱廊街研究计划已经成了当代城市研究的灵感源泉。德雷克·葛利高里在《地理学的想象》一书中，除了论述本雅明城市研究的典范意义，还特别指出当代理论的许多洞见和具体的城市研究密切相关，譬如大卫·哈维早年从第二帝国的巴黎出发探讨“都市经验”和晚近更为杰出的以“城市规划”和“人文地理学”的视野观照“后现代性的状况”；爱德华·索亚通过对洛杉矶的研究，把空间问题重新放置在社会理论的脉络中，提出了“后现代地理学”的构想；阿伦·波雷德则通过对斯德哥尔摩城市生活的考察，深刻地检讨了都市日常生活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这一系列的研究不仅仅深化了人们对现代都市状况的理解，而且极大丰富了当代理论的诸多面向，重新绘制了“资本”、“商品”、“空间”、“文化”和“现代性”等问题领域在“城市”中汇集、冲突和融合的复杂图景。列斐伏尔的城市过程观念以及空间的组织依据社会与城市化的空间结构之间的联系以及社会化空间的理性内涵，敏锐地将城市空间组织视为一种社会过程的物质产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特别强调了“空间实践”在沟通城市与人的关系时的意义，“ 这涵括了生产与再生产，以及每个社会形构特有的特殊区位和空间组合，空间实践确保了连续性和某种程度的凝聚。就社会空间及一既定社会之成员与那个空间的关系而论，这种凝聚暗含了一个被保障的‘能力’（competence）水准和一定的‘运作’（performance）水准 ……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隐匿了那个社会的空间；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它提出且预设了社会空间，当它掌控与占有社会空间时，便缓慢且确定地生产了社会空间。从分析的观点看，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是透过对其空间的释明而揭露展现[14]”。依据他极富启发性的理论思考，我们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生活展布在城市空间之中，社会过程透过空间而运作，我们所关切的社会阶层、社会阶级和其它群体界线（如性别、族群等），以及其间的社会权力关系，都镶嵌在一定的空间里。各种空间的隐喻，如位置、地位、立场、地域、领域、边界、门槛、边缘、核心、流动等，莫不透露了社会界线与抗衡的界限所在，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的边界的机制，从而使我们有可能从“空间向度”的角度来把握都市阶层的划分和相关主体的形成。今天，我们在物质进步的喧闹中彻底刷新了空间的定义，空间的边缘化在权力与资本的双重压迫下灵活地寻找着自己的形式。城乡结合部的边缘空间被看做是高尚城区的不祥之物，流浪者、乞讨者在天桥下的栖身之所被美丽的绿化蚕食，车道主义使主流空间的扩张无边界，对空间的贪婪、掠取是因为空间成为了资本，城市规划可以被看作是对空间的权力的垄断和对空间的分割策略。